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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权说是主张既守经志道，又根据具体情况变通行权的学说。公羊家主 张守经志道，不能违背孔子所立的大经大法和儒家所共许的基本原则，容易 理解，因为不如此就不能叫做儒家，但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变通行权就不易 理解，因为变通行权的限度很难把握，往往会因为迁就现实而有违背经旨之 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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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后世有人因公羊家主张经权说而讥公羊家尚权诈而近法家；其实， 公羊家的经权说本孔子思想，产生于公羊家政治实践的需要，是公羊家理想 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从公羊家的经权说来看，公羊家并非无原则 地迁就现实，而是在权变中有其不变的原则。下面就分五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孔子的思想，不是纯粹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论，而是闻斯行之的实践学说。 ?L子上本天道，下正人事，为天下后世制定了修身治国的大经大法。但是， 这些大经大法只是一些普遍的规定和原则，即只是一些文字上的东西，孔子 贯通天人，融合圣王，最关心的是天道性理如何落实到人间，即如何用普遍 的大经大法去规范具体的政治现实。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现实上会遇到相当 大的困难。我们知道，现实总是变动不居的，具体的政治生活总是充满着多 样性、多变性和不可预测性，而要用普遍的规定和原则（孔子所立的大经大 法）去硬性规范这种具体多变的政治现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具体的政治 现实并非是按照人的思想来事先设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用普遍的规定 和原则去规范具体的政治现实就不能机械地套用这些规定和原则，而应该根 据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来灵活运用这些规定和原则，使这些规定和原则可以 变通地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生活中，同时又不违背这些规定和原则所体现的根 本精神。这就是孔子的经权思想。在孔子看来，经是常道，是不变之理，是 礼义王法；权是变通，是对经的灵活运用，是最高的政治艺术。经是志道据 德依仁，权则是游于艺。从孔子《论语》中的思想来看，孔子主张守经是不 待言的：孔子言朝闻道夕可死，言杀身成仁，言君子穷而不滥，言道不同不 相为谋，言当仁不让于师，言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言君子务本均是关于 守经的思想。但是，孔子同时也非常推崇权道，认为权道不仅是一种最高的 政治艺术也是一种最高的生命修养。孔子在《论语•子罕》中说：“可与共 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可见，孔子认 为权高于共学，高于适道，高于立，是一种最高的生命修养与政治艺术。这 种生命修养与政治艺术一般很难达到，只有孔子能够达到，所以孟子称孔子 为“圣之时者”。
又，《子罕》篇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毋”即 是权，即是孟子“执中无权犹执一”之意。
孔子除在《论语》中表达了经权的思想外，在专门言变的《易传》中也 表达了经权的思想。孔子在《易•系辞》中说：“井以辩义，巽以行权。”“井 以辩义”是孔子关于经的思想，“巽以行权”则是孔子关于权的思想。（按： 《易传》为孔子所作，司马迁先言之，康有为继而张之，今人金景芳再证明 之。自欧阳修疑《易传》非孔子作，后儒遂不信史公而信欧阳，疑古风起， 徒增滋挠，甚无谓也。）
总之，孔子不仅有守经的思想，亦有行权的思想，《论语》、《易传》中皆 有明言。然《论语》、《易传》所载孔子经权思想、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概括， 并且语焉不详。至孔子作《春秋》，始将经权思想贯穿在历史事件中来表达， 形成了公羊家完整的经权学说。因今人重《论》《易》，故先就《论》《易》证 明经权说本孔子思想，继而再论公羊家的经权学说。
(二）公羊家的权道思想
孔子认为行权是最高的生命修养与政治艺术，但是，孔子同时也认为行 权必须有道，否则，行权就可能变为谋诈权术。这就形成了孔子的权道思想。 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已说明公羊学是外王儒学与实践儒学，公羊学要在历史中 来落实孔子的王道理想，所以公羊学最重视孔子的权道思想，对权道思想进 行了具体的阐述和发挥。首先，公羊家认为，现实生活万分复杂，权道正是 在不违背儒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变化莫测的政治实践中，通过变通的手 法来接通理想与现实的不二法门。公羊家在《公羊传》中借祭仲行权一事阐 述了这种权道思想。
桓十一年九月《春秋》书曰：“宋人执郑祭仲。”《传》曰：“祭仲者何? 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为知权奈何？…… 庄公死，已葬，祭仲将往省于留，途出于宋，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 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 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突可故出，而忽可故返，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 郑国。古之人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 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 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按：祭仲迫于宋强郑弱，出忽而立突，非为一己之私，亦非为一国之君， 而为存郑国之社稷，是知国重君轻之义。若祭仲不许宋出忽立突，必君死国 亡；若许宋出忽立突，则君生国存。祭仲出忽立突确实不符合为臣之道 (经），因依君臣之礼臣下无专废置君之义，但强宋迫胁，情况紧急，若祭仲 不许宋出忽立突，郑国必亡。为郑国计，祭仲只得行权专废置君违背君臣之 礼（经）出忽立突，因祭仲专废置君是为生君存国，故公羊许祭仲为知权。 在此，公羊家提出了权的标准，即行权之道。在公羊家看来，所谓权，是 “反于经然后有善者”。祭仲专废置君出忽立突是反经，出忽立突可生君存国 是反于经然后有善者。公羊家在此处是从行为的方式与后果的相互关系中来 确立权的标准，即权在行为方式上必须是一种变通，必须是相对于守经而言 的反经，在行为后果上则必须是善，不善的行为后果不能称为权。公羊家在 这里从行为后果上对权设立了一个道德标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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