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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极必衰，物极必反”,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然而真正能够懂得其 深刻含义的人却未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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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很多官员都有升官发财的情结。自古以来，为 官者的进退原本就不是件容易处理的事，尤其是“退”字。不管个人的主观愿 望如何，只知进不知退，在处理“退”的问题上欠火候的官员，都可能使自己的一生功绩毁于一旦，身败名裂。
往往那些留得美名、得以保全的官员都是做到了淡泊宁 静。淡泊宁静是中国传统哲学所提倡的一种理想的士人品格。淡泊主要指摒弃 私心杂念而清静安宁的精神状态，轻视名利，不为名利所困的精神境界。宁静 主要指心态平和，不与人争，不自暴自弃。淡泊宁静，讲求以简朴为美，不计较物质得失，厌恶奢侈，以贪婪为耻，以清廉为荣。
萧何是最早支持并参与刘邦起事的人，在后来灭楚兴汉的事业中立有大功，刘邦在论功行赏时，将他排在功臣之首，并给了他可以佩剑穿履从容入宫朝见的特殊待遇。
后来韩信被诬蔑为谋反，当时刘邦率兵出征在外，是萧何为吕后设计除掉 了韩信，解除了刘邦心头的一大患，萧何由此从丞相被提升为相国，封地增加 了五千户，还有了五百名士卒做他的警卫。朝中大臣无不向他表示祝贺，只有 一个叫召平的秦朝遗老独去致哀，对萧何说：“你不日将有大祸临头了，如今主 上风餐露宿转战于外，而足下坐镇京师，并未立有战功，主上之所以给你增加 封地，设置卫队，是由于韩信刚刚谋反，主上对你心存怀疑，以此加以笼络， 并非是对你的宠信。请足下让出封赏不要接受，并将自己的家产拿出来资助前
方军队，主上必然高兴。”萧何认为他说的十分有理，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又过了一年，英布谋反，刘邦又一次率兵出征，却从前线一再派回使臣到 京师打听萧何在干什么。萧何以为皇帝出征在外，他便尽心尽力地安抚百姓， 筹备粮草，输送至前线，如同他多年来所做的那样。又有人对萧何说道：“足下 不久将有灭族的大祸了。足下如今位为相国，功列第一，官不可再升，功不可 再加，可足下自入关中十几年来，甚得民心。如今主上派使臣来打听足下的情 形，是担心足下名声太大，对他构成威胁。足下何不到处压价买田，高利放债， 使民有怨言?只有如此，主上才会对你放心。”萧何听从了他的意见，并这样做
了，刘邦果然很高兴。
当刘邦班师回朝时，老百姓纷纷拦路上书，状告萧何，刘邦一点也不怪罪
萧何，反而将老百姓的状纸交给萧何，笑着对他说：“你自己处理吧!”
萧何是刘邦的贫贱之交，刘邦亲口将他封为第一功臣，为什么刘邦对他还 不相信呢?这是因为，政治斗争是一个不断一分为二的裂变过程，当年项羽、 刘邦共同对付秦朝，秦朝灭亡了，项羽、刘邦这一对盟友翻了脸，打了起来。 项羽被消灭了，刘邦内部又发生了裂变，中途入伙的韩信、英布又被视为异己 的力量。韩信、英布垮台了，刘邦又该找出新的打击对象了。萧何树大招风，自然首当其冲。
在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古代，或许官员自毁名声还有些理由，现在就没有那个必要了。不过为官者要知进退仍然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放在任何时代都是重要的，都是正确的。
在唐代中期政坛上，李泌是一个有点神秘色彩的人物，他历仕玄宗、肃宗、 代宗、德宗四个皇帝。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奸臣当道，藩镇割据，许多 大臣不是死于奸佞的谗言，便是死于武夫的刀剑。而他被四个皇帝所信任，虽 屡被诬陷、谗毁，却能幸免于难，保全终身，其中的诀窍有两条： 一条是避权
让位， 一条是功成身退。
早在唐玄宗时，他还是一个少年，因其出色的智慧而闻名于朝廷。唐玄宗 要任命他为太子李亨的官属，他辞谢了，只愿以布衣的身份与太子来往，李事 称他为先生，对他十分尊重。后来因遭杨国忠嫉妒而遭贬斥，他干脆弃职而去，
游于嵩山、颍水之间，避免了一次灾难。
安史之乱期间，新即位的李亨(肃宗)特意派使臣去请他出山，并要任命 他为宰相，他又坚决辞谢了，对肃宗说：“陛下以宾客、朋友的身份对待我，这
不是比宰相还要尊贵吗?请别勉强我了!”
肃宗也只好由他，他对李泌的尊宠信赖，可谓非同寻常，出则并驾齐驱， 入则同床而卧，朝中事无巨细，全都请教于他，对他言听计从，甚至连宰相的 任免，以及太子的人选，也都要听从他的意见，真是所谓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每当朝中议事时，他和皇帝联袂而坐，大臣们在下面便指指点点地说：“穿黄袍 的是圣人，穿白袍的是仙人。”这样一种高级参谋的身份，使他既可参与决策，
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一旦发现有于己不利之事，进退也很自由。
当唐朝的军队收复了失陷的长安，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之 后，他便向肃宗请求还山归隐。他说：“我已经报答了陛下对我的厚恩，如今重
新做一个闲散之人，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
这使唐肃宗十分吃惊：“我与先生这几年来共同经历忧患，如今将要同事欢
乐，先生为什么突然要离我而去呢?”
李泌严肃地说：“我有五条不能留下来的理由，恳请陛下任凭我离去，使我
免于一死!”肃宗不明白，问道：“此话怎讲?”
李泌说：“我同陛下相知太早，陛下对我倚托太重，宠信太深，我的功劳又
太大，行为又太不一般，这五条正是我不能久留的理由。”
肃宗没有表态，只是说：“该睡觉了，这事以后再说。”
李泌坚持说：“陛下如今与臣同榻而卧，臣的请求还不能得到批准，更何况
将来在朝堂之上、公案之前!陛下不许臣离去，这无疑是要置臣于死地!”
肃宗说：“没想到你对我疑惧到这个地步!你简直把我看成是只可共忧患而
不可共安乐的勾践了!”
李泌说：“正因为陛下不会杀臣，臣才请求归隐，若是陛下决定杀臣，臣又 怎敢说话?而且杀臣的不是陛下，而是‘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陛下一向待臣
如此之好，臣有些事情还不敢说，将来天下安定之后，臣就更不敢说话了!”
李泌对官场的风云看得可谓透彻，处理得也很得法，就是这样，仍免不了
遭到奸佞之辈如宦官李辅国等人的嫉妒、陷害，他终于坚决离开朝廷，隐居衡
山。肃宗赐他三品官的俸禄，并在衡山为他建了房舍。
像李泌这样的人既能全身而退，又可博得美名，做官时他们秉公执法，两 袖清风；归隐后，他们逍遥自在，无所羁绊。有远见卓识让他们能很好地把握
时局，选择适合自己的路。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告诫所有的官员：“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 才，非志无以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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