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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谨守本分，个个安于现状，扮演社会期望 中的固定角色而其乐融融，绝非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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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本应“相爱” 的社会关系变得“不相爱”,本应井然的社会突然失序，所以才会出现“强 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的诸多社会矛盾。不但诸侯、大夫、 士人“不相爱”,君臣、父子、兄弟也为一己私利而反目成仇，以至“祸篡怨恨”的悲剧天天上演：
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 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 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 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 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 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
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靠什么来整治这混乱的现实?墨子说：“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 操作要领就是：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 若视其身。”这反映出墨子强烈的平等观念，这是不仅限于外部条件如阶级、 地位、金钱，而是由发自肺腑的同理心而生成的平等诉求，把别人看作自己，
像爱护自身一样爱护他身：
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 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 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这便是墨子十大主张的中心——“兼爱”。首先， “兼爱”主张起源于侠士的职业操守。既然墨家的理想信念是侠士价值的延伸，“兼爱”也不例外。
侠士重义，为兄弟情义甘愿赴汤蹈火，两肋插刀，牺牲自我也在所不惜，《水 浒传》中鲁智深野猪林搭救林冲、宋公明通消息私放晁盖等都是这种精神的 写照，与这样爱他人超过爱自己的境界相比，爱人如己已然是降格以求了。 其次， “兼爱”发端于底层社会几乎为零的幸福感。墨子作为出身社会底层 的思想家，自然为底层大众代言，他们不但缺少充饥的粟米和遮体的衣衫， 更缺少社会上下的关心和哪怕一丁点的爱护，痛苦永远来自对比，与底层大 众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上流社会的酒池肉林。由此不难 理解，“兼爱”其实是对社会平等的强烈呼唤，温情脉脉的理想是凄凉现实
的映射，会心一笑的喜剧背后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 “兼相爱”之后还有一个“交相利”,既然实利主义作 为墨家哲学的观点和方法，二者成为固定搭配绝非偶然，“兼爱”是建立在 实际利益基础之上的，有着极强的互利性。《墨子·兼爱下》做了一番思考： 是我先爱人、利人然后人能爱我、利我呢，还是我先害人、损人然后人能爱我、 利我呢?结论显而易见：“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 亲也。”实际上， “兼而爱之”与“从而利之”几乎可以画等号， “兼相爱” 为的就是“交相利”,人与人互相帮助、互惠互利，不做损人利己、自私自利 的傻事，与人方便的同时也与己方便。这种爱的互惠关系更像一种感情投资，
为了更大限度满足自己被爱或得利的欲望，就应该全心全意爱人、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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