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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精神内核渐渐地被抽离，最终不得称为理想，只能是 屈从于大众审美与习惯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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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说， “义”在人格理想方面， 是相较于“仁”的一种相对退步，孟子虽仍将“仁”“义”于口中并提，但心底已然弃守了人格理想阵地，退而求其次，致力于提倡外在行为的修养。
战国总不似春秋“涛声依旧”,而是“不见当初的夜晚”,孟子虽以孔子之 真传人自居，偶然也不免对“仁”的可行性生出质疑，或是像老子一样，早 已对世人失望，认为些小民氓不配以仁道导之。大出孟子所料的是，先秦儒 家第三代掌门人荀子的相对退步退得更远。起码孟子还对人的自觉有些许信 心，荀子却对人性不抱任何希望，别说内中之“仁”心，就算外显之“义” 举在他看来都是不能指望的。于是，荀子将目光投向了“礼”。此“礼”非 彼“礼”,荀子之“礼”亦非孔孟之“礼”,孔孟之“礼”重在柔性的熏陶 教育，而荀子之“礼”,重点落在刚性的制约规定，完全借助外力规范人的 行为，距法家之法仅一步之遥。从某种程度上说，先秦儒家从“仁”到“义” 再到“礼”的学说发展，是一个相对退步的历程，退步的结果是学术与理想
向政治与现实靠拢，双方最终在罢黜百家的运动中完成联姻的盛典。
此外，孟子提倡“义”的同时极其反对“利”。梁启超曾言道，孟子的 最大特色在排斥功利主义。孔子虽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论 语·里仁》)之言，但《易传》中有“利者义之和”“以美利利天下”,《大 学》中有“乐其乐而利其利”之言，并未将利归于恶端，而孟子却公然排斥。 初见梁惠王，便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见《孟子·梁惠王上》) 驳之；见到宋轻也劝他莫用“利”来说服秦楚停战。后世董仲舒的“正其谊 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见《汉书·董仲舒传》)也出于此。有人说 孟子攻击的“利”是自私自利，而不反对利民利国的多数人之乐利，这种说 法有待商榷。孟子反对“利”其实并非专指一事一物一人的具体牟利，而是 批判以获利为目的的行为动机，做事之前精于计算，衡量利弊的思想举动都 是为孟子所不齿的，既然合乎道义，那么“何必曰利”,直行其事就好，至 于成败祸福皆非儒家考虑之列，正如孔子尽人事而后听天命的“天命”观——
注重生命过程，不计较具体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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