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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能够自行实现自身较高的生命尊严和意义的高级灵性生命体。随 着各种工具的发明和组织生产力的使用，早期文明人的生活福利结构发生了相 应的变化和结构性变动，并出现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文化福利需求 的出现。它的重要标志就是饰物的制作和佩戴。它的人类学意义前文已有所 阐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人类的福利需求并不仅限于一般生物学意义的需 求，它的幅度和深度包括非物质的审美及美的需要等文化福利以至于精神上的 福利，例如对死者尊重的临终关怀、对灵魂归宿的照应等。简而言之，不但美是 一种福利，但凡有助于人类自身和谐存在及其水平提升的举措，人类都有相应 的需求。进一步说，人类的福利边界是开放的，是持续扩张和拓展的，有线性和 非线性等多种维度。如此看来，人类几乎所有所谓的生物学意义的需求都或多 或少地存在一定的文化性特征和意义，要界定出纯粹生物学意义的需求边界非 常困难，因为人类就是人类，而不是别的动物，本身就含有独特的文化学意义， 具有生物性和文明性并存的综合性特质。同时，非线性的思维和行为特征使人
类持续地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的综合性和外延的综合性以及更高级价值存 在的基础，并且构成了人类的本质特征的必要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显然，人类 之所以常常表现出比较好的合作性和妥协性，非线性的思维和行为特质与质素
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基础，甚至可以将此称为非线性溢出和非线性效应。
人类是一种天然地偏好于群体生活的动物。这种偏好有出于恐惧和自身 安全的需求，更具根本意义的是，人类的生存繁衍需要群体生活才能延续。无 论是出于生理的需要还是心理的需要，甚至于自身更高级价值存在的需要，人 与人之间都是互为福利的。就是说，人类的某些基本需求的层级并不分明，甚 至是并行存在的。例如生理、心理和安全的需求，就有很强的并存性，并且有相 互促进的作用和意义。这样，不同性别的人结成了伴侣，组成了家庭。受环境 资源系统及生活习惯的影响，有的群体逐渐形成了母系氏族和母系家群组的群 体组织系统结构，有的群体则逐渐形成了父系氏族和父系家群组的群体组织系 统结构，并且开始采取一定的宗教仪式去埋葬死者。对死者的尊重，实际上标
志着人类的文明性的重大发展和进步。总的来看，组织的存在和组织生产力的
广泛使用既是人类的主要特质所在，又是人类生存发展有比较优势的重要原 因，同时还是人类满足自身的生物学需求、实现自身更高级价值存在的重要 手段。
在早期文明人群体中，受自然资源系统生活资料供给基数的限制，为了保 全群体生存的延续，生活资料匮乏时，人们不得不采取弃婴、遗弃老人等方法， 控制人口规模增长。这说明，人类的文明水平常常受自身的智力和自组织生产 力、群体的组织生产力的限制和制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类自身的智力和 自组织生产力、群体的组织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对人类文明水平的改善和提 升有着根本性的作用和意义，并表现出这样的规律性：人类文明水平随着自身 的智力和自组织生产力、群体的组织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地得到改善和
提升。
人的生物学意义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智力和自组织生产力、 群体的组织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发展和进步并不完全是线性的，在特定 需求的情况下，它会发生非线性分岔。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文明人所制造的各种 工具，如采用打制、磨制制成的石斧、尖锐器、刮削器及各种细石器，复合工具如 弓箭、各种编织器或编织物等，就具体而微地体现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和演进。 这说明，人类思维、行为和实践获得具有某种非线性和跳跃性的特征，对机会信 息有比较高的敏感性和敏感度。人类作为有较高智力、有比较丰富的精神世界
以至于有对于精神价值的追求的高级灵性生命体，这是重要表现。
历史上，个人文明在社会化和国家化过程中非常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的 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家或政府组织文明的成长中断或者蜕变。国家和政府组 织的主权者对权力使用有不少可上下其手的操作空间，使得公权力可以用于个人小文明意识偏好的满足。
例如，前文所说的大禹，就有学者认为，他的继任者益未能真正继位， 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尽早起用益，为他树立声望和威信，故而大禹去世后， 益的声望和威信不足，导致诸侯竞相朝拜大禹之子夏后启。这种观点当然有自 己的说服力。如果再长远一点看，在没有比较好的体制机制约束下，这种事情 即使不发生在益的身上，也会发生在别的人身上。对此，历史上有这样的观点：“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中国古代社会在国生活中是比较排斥暴力的，但暴力作为社会系统 结构的一种结构性要素的重要性，从来没有人低估过。在特别情况下，它还是 统治者树立个人政治权威的重要手段。如：“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 至，禹杀而戮之。”③这一点正是古代王权政治和王权文明得以成立的重要基 础。孔孟儒家不张扬暴力，根本就在于认为国家政治和国家文明有更好的选 择，这就是道德主义政治。他们认为，公共暴力潜能的使用，更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
话说回来，客观地看，帝舜时在组 织系统效能的构建上已经使得国家组织文明和国家权力的转移可以向君主世 袭制转变。在这样的组织框架下，即使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才干很平庸，政府也 能够照常运转。能否说帝舜对此早有预谋呢?显然不能。所以，早期国家或政 府权力的世袭化转变，与当时社会所处的发展水平有更密切的关系。进一步
说，只要体制机制不健全，只要政治文明水平还比较低权者有自身的小文明意识偏好，这种结果迟早会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说，体制 机制的健全与完善是国家政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指标，对于确保政治文明 持续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只要体制机制不完善，任何统治者的贤明 有为都只能是短暂的、缺乏制度保证的，国家和社会文明难免会出现成长的中
断甚至是蜕变。
夏朝的国家政治文明周期到夏后桀时结束， 一方面有夏后桀自身个人文明 不足以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原因，另一方面就是他有更为强大的竞争对 手——商朝的缔造者商汤。商汤之时，商族人发展出了第二代井田制，在社会 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文明效能和能效上皆优于第一代井田制，使商族人的邦国 实力大增，为商汤取夏后桀而代之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保障，实际上也是商 汤提高个人文明的声望和信誉的根本基础。所以，当夏后桀内外交困之时，商 汤一举消灭了夏后桀的邦国，成为国家组织的最高主权者，建立了商朝的国家
政权。
商汤的国家政治文明纲领及其政治价值理性既有惠民的一面，又有打击各 邦国统治者不顾民众基本生活福利保障的一面。例如，在《史记·殷本纪》中
就有商汤的“敬命”思想及其约法的记载：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 民知治不。 ……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 ……(汤)既绌夏命，还毫，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 侯群后曰：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 ……不
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
毫无疑问，商汤是一位贤能有为的帝王。贵族民主政治维系了商朝六百年 左右的政治文明周期。但由于缺乏比较可靠的体制机制保障，商朝的国家政治 文明几经起落，最后还逐渐陷入越来越专制的境地，表现为最高统治者只信用 佞人，造成政府组织架构和组织文明的功能失效。商朝的末代君主商纣王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商纣王的命运与夏后桀的命运几乎如出一 辙。商纣王执政时暴虐无道，最终被实力逐渐强大的周武王所灭。巧合的是， 周族人在其先公公刘时发展出了第三代井田制，相比之下，其社会文明效能和 能效都比第二代井田制更胜一筹。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商朝统治者与周国统治
者还有不少的爱恨情仇。于是，周武王乘商纣王内外交困之机，率领西部地区的众多邦国一举把商朝政权推翻，建立了周朝国家政权。
从生产系统的组织生产力结构来看，第一代、第二代井田制的自组织效能 比较高。由于第三代井田制的公田处于设置中间，需要耕作井田的农户提供劳 务来进行大田作业，公田生产基本上还是一种氏族集体生产方式，是一种生产 的共组织结构。由于生产监督难度大，以及由此而来的一些可预见的组织系统 能效问题，例如大规模集体行动存在的“窝工”问题，在西周周宣王之时已经出 现了危机。而此前周厉王在位时，“学专利。 ……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 虐侈傲，国人谤王”①,应当是对周朝井田制系统结构的公田生产能效问题的一
种反应。春秋时，不少公田处于丢荒和荒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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