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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旨在把客观对象的各种抽象 规定在思维中综合起来，从而在思维中再现客观对象的整体，取得关于对象的真理性认识。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合理地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关于运用这一方法的合理性原则，可以 概括出若干条款，其中有两项原则更为基本。第一，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必须把握住客观的具体。
客观的具体(或称实在的具体)是被研究的客观对象，马克思 又把它称为“实在的主体”、“研究的主体”。他强调说，在思维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要时刻把握住研究的主体， 一定要 让主体“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这实际上提出了运用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唯物论原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起点 是抽象的规定，终点是思维的具体，中介是一系列范畴，这往往 使人造成错觉，以为这一过程是与客观实在无涉的，甚至以为实 在的具体是主观思维的产物。因而马克思特别强调要让实在的主 体经常浮现在面前。
遵守这一原则还有方法论上的意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 法是建立和构造科学理论体系的方法。按照什么样的逻辑顺序安 排各个范畴、进行范畴推演，从而建立起范畴体系，是受客观对 象各个方面的联系情况制约的。要在思维中再现对象的整体，范 畴体系中诸范畴的联系和转化必须反映客观对象各个方面的联 系。按照继起式的逻辑顺序或者按照从属式的逻辑顺序或者在两 种顺序相交替中去构造范畴体系，都必须以对象各个方面的客观 关系为根据。否则，范畴推演就会陷入逻辑主义，所建立的范畴 体系就不能再现客观对象。马克思在对《资本论》的逻辑体系进 行构思时，充分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他指出，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有三个根本缺陷： 一是体系内的循环论 证；二是跳过必要的逻辑中介，强求形式上的一贯；三是体系的 结构不合理。以第三个缺陷来说，亚当·斯密在他的代表作《国民
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范畴次序作了如下的不合理安排：分工——货币——商品的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分解 为三个基本阶级的收入。而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 学及赋税原理》 一书中则跳过必要的逻辑环节， 一开始就假定工 资、资本、利润和一般利润率的存在。 一些庸俗政治经济学的
学者更炮制了一个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 的三位一体的公式，把本来不能综合在一起的命题综合在一起，
把利润和地租说成是与工资同样的社会收入，抹煞了剥削和劳动 的界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在结构上存在着不合理性，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些经济学家没有理解被
研究对象各种规定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脱离了客观具体去构造 理论体系。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理论虽然有精华之处，可是，由 于他们没有把握住实在的具体，致使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不 能正确地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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