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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态度’是指人日常生活的倾 向而言，向深里讲，即入了哲学范围；向粗浅里说，也不难明白。依中国分法，将 人生态度分为‘出世’与‘入世’两种，但我嫌其笼统，不如三分法较为详尽适中。 我们仔细分析：人生态度之深浅、曲折、偏正……各式各种都有，而各时代、各民 族、各社会，亦皆有其各种不同之精神，故欲求不笼统，而究难免于笼统。我们现 在所用之三分法，亦不过是比较适中的办法而已。”
文化不过是“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人类对待 自己的“意欲”可以有“向前、折中和向后”三种不同的态度，因而会要开显出三 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分别对应为西方、中华和印度三大传统。他说：“西方化是 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或说：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 ‘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彩的文化。”②“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 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③此即所谓“文化三路向说”。
他还认为，“文化三路向”分别对应了“对物、对人、对己”的“人生三大问 题”,而这三大问题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有一个必须遵循的次第顺序，即首先解 决对物的问题，然后是对人的问题，最后才是对己的问题。人类文明当前尚只处 在第一阶段，因而西方文明理当强盛。至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则只能算是 “早熟”,尚未得其时，故而反而不适应。这也就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将是中华
文明的天下，而最终则是印度文明的天下。此即所谓“分期重现说”。
对于全书的逻辑脉络以及主要观点，书中有一段系统性的综述，我们不妨摘 录如下：“人类生活只有三大根本态度， ……由三大根本态度演为各别不同的三大系文化， ……这三态度都因人类生活中的三大项问题而各有其必要与不适用，
……最妙是随问题的转移而变其态度——问题问到哪里，就持哪种态度； ……古 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种种关系因缘凑合不觉就单自走上了一路， 以其聪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迥然不同的三样成绩。这自其成绩论，无 所谓谁家的好坏，都是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却自其态度论，则有个合宜不合 宜；希腊人态度要对些，因为人类原处在第一项问题之下；中国人态度和印度人 态度就嫌拿出的太早了些，因为问题还不到。不过希腊人也并非看清必要而为 适当之应付，所以西洋中世纪折入第三路一千多年。到文艺复兴乃始拣择批评 地重新去走第一路，把希腊人的态度又拿出来。他这一次当真来走这条路，便笔 直地走下去不放手，于是人类文化上所应有的成功如征服自然、科学、德谟克拉 西都由此成就出来，即所谓近世的西洋文化。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 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 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 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 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 走，哪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暖昧不明的文 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 现出很大的失败。不料虽然在以前为不合时宜而此刻则机运到来。盖第一路走
到今日，病痛日出，今世人都想抛弃他，而走这第二路，大有往者中世纪人要抛弃
他所走的路而走第一路的神情。尤其是第一路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时宜的 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 印度文化也是所谓人类文化的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 三路上去的。 ……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①
如果现在我们要对该书观点做一个总体的评价，那么可以这么说：其“文化 三路向说”尽管对三家特质的提炼还不严格，不到位，但就其主旨而言是对的， 实质是已经隐约意识到了人类文明存在着三大逻辑立场；其“分期重现说”则完 全是错误的，根源在于没有形成关于人类文明的发展高度的意识，也就不能区分和辨析立场与高度这两个不同的逻辑向度，而是将二者混同在一起，把高度上的演进说成是立场上的轮替。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逻辑上正当的具有必然且唯一性的比较研究方法 应有三个要点：其一，需以立场与高度两个向度为框架；其二，应以“三家、三层 模式”为标准模式，且“三家”应分别对应三大逻辑立场；其三，应以逻辑研究为 重点。否则，就会因为比较研究的方法不当而注定了结论错误。特别是对于原 本作为辩证观的中华文明，离开了“三家、三层模式”,就永远无法妥当安置其位置，就注定了比不出什么像样的结果。
对照一下就能看出，从比较研究的方法角度来看，该书最大的一个特色，也 是其之所以会有成功之处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其文明比较研究所采用的是 “三家模式”,而不是一般人所习惯的“两家模式”。该书所采用的是西印中三家 对比，而不是简单化的“中西”或者“东西”两家对比，也就能够避免陷入简单化 的二元对立，不至于走上激进主义或者复古主义两个极端的歧途。而且，西印中 三家恰好分别对应于三大逻辑立场，因而能够摆正各自的立场位置，从而可以展 开深入的辨析，以看清各自本来的面目，为找到一条改良主义的中间道路提供了 可能性。可以说，正是比较方法上的“三家模式”这一点，使得该书具有独到的 学术价值，从而奠定了该书的思想史位置。正如作者在第八版自序中所言：“这 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至于正当的比较研究方法所应具备的其他要点，该书一律缺失，也就注定了 会要导致一系列问题甚至错误。譬如，关于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该书不仅没有 采用“三层模式”,而且连起码的高度意识都没有，更谈不上自觉采用立场与高 度两个向度的分析框架，后果就是导致立场与高度混杂不清，以致得出了错误的 “分期重现说”。又如，因为该书尚未做到以逻辑研究为重点，必然导致其对西 印中三家各自特质的提炼以及根源的归结，不严格，不到位，而只能停留在一种 粗糙的说法上。其所谓“向前、折中、向后”的说法，显然还不是严格的逻辑表述，更没有归结到三大逻辑立场这个最终的基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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