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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思维的全面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是以正确地反映对象的 矛盾为前提的。对客观对象全面、系统的分析，首先应当是如实  的，而不是虚妄的。此外，全面性原则并非主张不分主次的均衡  论，而是主张有主有次，承认重点论。对客观对象的矛盾的分析和  把握，既要全面，又要注意抓住对象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  面，不能将各种矛盾等量齐观。《孙子兵法》在探讨战争胜负情形  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认识到道、天、地、将、法等因素对战争胜负  均有制约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道即人心的向背对战争胜负的制  约作用最大。

庙算作为古代军事谋略运筹的重要范畴，自《孙子兵法》作了 全面、系统的理解后，对尔后的军事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代  李箜在其所著的《太白阴经·庙算篇》中认为庙算“上见天灾，下睹  地殃，旁观人失。兵不择天不可动，师不法地不可行，征伐不和于  人不可成。天赞其时，地资其财，人定其谋，静观其阴，动见其阳， 先观其迹，后知其心……以此观之，胜负亦易见矣!”就是说庙算要  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去考察筹划，得三者之利才可用兵。 明代大谋略家刘基在《百战奇谋·计篇》中指出：“凡用兵之道，以计 为首。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 粮之虚实。计料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

翻开血与火写成的战争史，既有大量因庙算周密而成功的神 奇之笔，也有筹划不周惨遭失败的教训。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 61年),汉宣帝命赵充国出兵进击羌人，赵充国坚持自己的见解， 按兵不动，同时将请求屯田的意见上奏汉宣帝。汉宣帝下诏询问 战事何时能够结束，又如何制止羌人对屯田吏卒的侵扰。赵再次

上奏论证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军事行动以谋略为根本，多算胜于少 算。羌人的精兵只剩下七八千人，他们丧失原有的土地，分散于远  离家乡的地区，挨饿受冻，不断有人逃回家乡。他认为羌人败亡的 时间可以日月计算，最迟不过第二年春天。我国北部边塞自敦煌 至辽东长达11500多里，守卫边塞的将士有数千人，羌人多次以大  军攻击都不能取胜。现在即使罢除骑兵，他们见有屯垦戍卫部队 上万人，也不敢远涉山河来侵扰。这正是他预期羌人就地瓦解，不  战自破而制定的计划。至于羌人小规模的侵扰，偶尔杀伤百姓，原 本就无法禁绝。在他看来，打仗如无必胜的把握，就不能轻易与敌  人短兵相接；进攻如无必取的把握，也不能轻易劳师动众。倘若出  兵进击，能禁止羌人小规模的侵扰活动就出兵。如今既不能达到 这个目的，却放弃坐而取胜的机会，采取危险的行动，不仅得不到  好处，反而使自己陷于疲惫、破败的地步，因此，绝不能这样做。再 者大兵一出，无论胜败，退兵时必然人心思归，不愿留于此地。而 湟中(即今青海省西宁河下游地区)又不能无人戍守，这样一来又  要大兴徭役，他认为实在没有益处。他承认，如果遵循汉宣帝的诏 令，出兵进击羌人，用尽天下的精兵，将车马、甲胄散落在荒野之  中，即使立不下尺寸之功，也能避免嫌疑，过后还可以不受指责。 然而，这些个人的好处却是对汉宣帝的不忠，实在不是明君和国家  之福。赵充国每次上奏，汉宣帝都让公卿大臣讨论。起初认为赵  充国意见正确的人不过十分之三，渐渐增加到十分之五，最后更增 至十分之八。汉宣帝于是回复赵充国，嘉勉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任  用他在湟中地区负责屯田事务。此后不到半年时间，羌人的动乱  就被平息，赵充国班师还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