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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为什么要进行庙算呢?原因在于战争乃是关系到人民生 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只有集思广益、全面比较分析、充分论 证,才能准确地把握敌对双方的情况、预测战争的胜负,为最高当 局的决策提供依据。怎样进行庙算呢?《孙子兵法》认为应当从 “五事七计”诸方面全面考察,即首先从道(政治)、天(天时)、地(地 利)、将(将帅)、法(法纪)等五个方面人手,分析比较敌我双方在这 些方面的优劣,以探求、预测战争的胜负情形;然后从七个方面分 析、比较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 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经过上述“五事七计”的全面分析比较,就可能预测战争的胜负,作出是否用兵 的决策了。七个方面处于优势的一方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可以 兴兵;反之,不可草率用兵。
“庙算”范畴全面地分析了制约战争胜负的各种矛盾,体现了 辩证思维的全面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辩证思维的全面性原则是 指主体应从各个不同侧面再现客观对象及其内在矛盾,把握其本 质的原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客观对象本身就是各种矛盾和矛 盾诸方面的统一体。《孙子兵法》中不少范畴的阐述都体现了这一 原则。《计篇》提出的“庙算”范畴,从“五事七计”诸方面去分析、预 测战争的胜负情况、作出决策正好体现了这一原理。《作战篇》主 张征伐他国的战略原则是“速”而非“久”时,就全面分析了战争久 拖不决可能带来的种种危害,从反面说明了必须速战速胜。军事 决策如此,其他决策也是如此。人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首先必须 做出一个建立在全面分析客观对象矛盾基础上的可行性研究,以 增强实践活动的预测性、有效性,减少盲目性。
辩证思维的系统性原则是指主体为再现客观对象而将对象放 在系统中加以考察的原则。它从系统的全局出发,从整体与组成 要素、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分 析把握对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任何一个客观对象都是由若干 要素组成的系统,其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人们如果 孤立地、抛开要素之间的联系考察某一对象,是不可能获得对该对 象的正确认识的。《孙子兵法》的“庙算”范畴生动地体现了辩证思 维的系统性原则。《计篇》在讨论战争问题时,不是孤立地分析战 争,而是把它置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历史和自然环境这个系统中 去考察,看到了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等对战争的制约作用,认为要 取得战争的胜利,单凭军事实力还不够,还必须实行开明的政治, 得到人民的支持,得天时地利,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不仅 战争这个客观现象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统一体,其他客观对象 是如此。因而,主体在把握任何客观事物时,都应该遵循系统性原 则。只有遵循系统性原则,正确认识对象内部各种矛盾以及对象 的外部矛盾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才能准确地预测、谋划, 作出恰当的策。
强大的秦国很快土崩瓦解,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久曝师”于 国外,长期与周边的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北方的匈奴作战,导致国力 枯竭。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准备出兵征讨匈奴,李斯提出反对意 见,理由是:匈奴没有城郭,没有储备物资钱粮的仓库,时常迁徒不 定,如同鸟类一样,很难制服它。军队轻装前进,深入敌境,粮食供 应就会断绝;军队携带粮草行动,推进速度迟缓,就会坐失良机。 夺取匈奴的土地,不足以为国家带来好处;俘获匈奴的民众,愚顽 不可教诲,又无法设置官员进行管理; 一旦战胜并俘获他们之后, 只好将他们处死,但这又不是为民父母的行为。用中原遭受损耗 做代价,去向匈奴人民开战,这绝不是正确的做法。秦始皇不听劝 告,派蒙恬率30万大军征讨匈奴,夺取了大漠南部方圆千里的地 方,与匈奴以黄河河套北部地区划界。为了巩固北部边疆,不得不 调集全国大批成年男子修筑长城、戍守边塞,军队风餐露宿十几 年,死者多得无法计算。为了保障边塞军民的生活开支,秦始皇又 令天下百姓急速地用车船运输粮草,从东陲、琅琊等沿海郡县起 程,途中多次周转运到北河, 一般情况起运30石粮食,到达目的地 仅存1石粮食。因此,全国没有被征调戍守边塞的所有男子拼命 耕作,收获还不够交纳军粮;女子尽力纺织,织成的布帛还不够做 军营帐篷;百姓倾家荡产,无法养家糊口,路上因饥饿而死的人尸 骨遍野,秦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谋攻篇》第三。曹操曰:“欲攻敌,必先谋。”杜牧认为“庙堂之上,计算已定,战争之具、粮食之费,悉以用备,可以谋攻”①。速决 速胜的战略方针制定后,如何把它付诸实施便成了必须解决的问 题。《谋攻篇》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作。它认为实现速决速胜战 略方针的最佳途径是以谋略胜敌,不战而屈人之兵。它认为用兵 的上策是使敌国完整地屈服,而派兵击破它则次一等;使敌军成建 制地屈服是上策,用武力打垮它则次一等。因此,在它看来,“百战 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所谓“不战 而屈人之兵”就是运用“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 人之国而非久也”的策略,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目的。也就是 用不流血的方式迫使敌方服从于我方的意志,达到自保而全胜的 目的。它认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途径就是“伐谋”和“伐 交”。“伐谋”就是挫败敌人的战略企图,迫使敌人不敢实施进攻或 不能进行有效的防守;而伐交是利用外交活动瓦解敌人的联盟,陷 敌于孤立境地,迫敌屈服。
《形篇》第四,主要论述了两军争胜过程中,首先要使自己“立 于不败之地”,然后寻机战胜敌人的问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前 提是自己首先立于不败之地,故《形篇》紧接着《谋攻篇》讨论这个 问题。李箜对本篇篇名作了如下界定:“形谓主客、攻守、八陈、五 营、阴阳、向背之形。”杜牧则说:“因形见情。无形者,情密;有形 者,情疏。密者胜,疏者败也。”王皙指出:“形者,定形也,谓两敌强 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能变化其形,因敌以制胜。”②“形”指的是 力量的强弱、人数的众寡、素质的优劣、武器的锐钝等涉及军事、经 济、政治的综合国力。《形篇》认为敌对双方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 力量的对比,是战争胜负的基础。“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 铁称镒”,胜兵总是先造成力量上的优势,“先胜而后求战”。从这点出发,它提出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作战指导思想, 强调要获得战争的胜利,首先必须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待机 破敌。它认为能否做到“先为不可胜”,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只 要“修道而保法”,努力谋划,就能做到。但是敌人是否有隙可乘, 是否必然为我所胜,那就在于敌人了。然而,只要首先使自己立于 不败之地,待机破敌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势篇》第五,主要论述在雄厚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发挥将帅 的指挥才能,造成和利用有利的态势,出奇制胜。“势”指兵势,也 就是有利或不利的作战态势。“势”不同于“形”,“形”指实力,是静 态的;而“势”乃是“形”的运用,是动态的。因此,“形”是“势”的基 础,《势篇》次于《形篇》。王皙说:“势者,积势之变也。善战者能任 势以取胜。”①《势篇》强调任势。所谓任势是充分发挥将帅的指 挥才能,以自己的军事实力做基础,造成一种猛不可挡、压倒敌人 的有利态势。它认为在这样的态势下,士卒就会勇猛无比,部队的 战斗力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犹如激流漂石、滚圆石于千仞山那 样。它认为奇正结合是造成有利态势的重要手段。因此,它很重 视“奇、正”,尤其重视“奇”的应用。它指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 胜。”就是说,打仗要靠正兵当敌,奇兵取胜。为了“造势”“任势”, 必须“示形动敌”。示形动敌就是制造假象,造成敌人的错觉,借以 调动敌人,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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