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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不是反理性，而是说东方艺术是以非理性的诗性的方式 来想象、构思、创作。东方艺术家创作的目的，主要不是出于认识 世界的目的，因而，不注重对外界世界加以真实的摹写和再现。东 方艺术家创作的目的，主要是借用外物来象征、表达心中的意念和 情感体验，这正如中国元代画家倪瓒所说：“仆之所画者，不过逸 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①另一方面，东方民族为了宗教 的目的，用艺术来取娱于神灵，用艺术来表达对神灵炽热的情感。这也就是西方美学家L. 比尼恩所发现的和所说的“东方艺术中的 人的精神”。
东方式的自由狂野的想象从来就不受理性原则的约束，不受生 活事理和经验常识的限制，而是任凭心中的情感意念的驱使来进行 创作的。非理性的、自由任性的想象是东方艺术的内驱力和主要 特点。
从东方艺术的题材上看，古代的东方艺术就大量运用不可思议 的神鬼怪异的艺术形象。
西方艺术，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艺术始终受到“实物”、 “实体”的“形式”的限定，也受到西方美学“像镜子影像一样的” “逼真”的美学观念的限制。西方艺术也不缺乏想象，但这种想象 只是在经验知识和科学理性原则之内来想象，只是在实体形式的框 架内来发挥想象，在实像的范围内来摹仿和再现。艺术家的“心 意”(情感、思想)的表现，始终被圈定在实体(实物)的“形式”和 “形象”的范围内。
东方艺术家从来就不受实体、实物形象的限制。当形式、形不能充分表达心意时，就会用“意”去突破“象”,毫不犹豫地突破 实体形象的限制，采用改变形式、形象的方式来表现心意，甚至通 过狂野的想象，采用非现实的、超现实的幻想的虚拟形式来表达 心意。
从东方艺术形象的内涵上看，它们都是意象的形象，各自具有 特定的象征含义。例如，中国佛教艺术中的“千手千眼观音”形象， 是象征“观世音”菩萨所拥有的“普度众生”的信念和超常的拯救苦 难众生的能力。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和古代亚述王宫大门前的“带 翼的人首牛身神”则是象征王权的崇高、威严和力量。金字塔的四 方锥体形状是借用“山峰”的形状，来象征法老的崇高和政权的 稳固。
中国艺术中的松、竹、兰、梅、莲、荷、山、水；日本艺术中 的风、花、雪、月、松、兰、竹、石；印度艺术中的尖塔、车轮、 雄狮、莲、荷、鹿、猴、大象；中亚和波斯艺术中的雄牛、骆驼、 星、月、水、草、夜莺、玫瑰等都不是单指事物的本身，而是超越 了本身的含义而指向引申义及暗含的象征意义。
总之，东方艺术为了象征的意念，在造型上都不顾经验事实， 以超越理性的方式来任意地、自由地拼凑、组装、移植和嫁接各种 动物、植物的部件，使其构成一个新的整体，并借此来象征心中的 意念。最典型的造型就是“中国龙”的形态：它采取了马的头、牛 的嘴、大象的耳、鹿的角、隼鹰的眼、鹰的脚爪、蛇的身躯、鱼的 鳞甲、鳄鱼的背鳍、鲶鱼的须和大鲵的尾巴等拼凑、组合而成。中 国龙是虚构的，自然界中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同样，中国传奇文学 中有“百花齐放”的故事，中国画中有《百花齐放》的作品，艺术家 们居然把不同地区、不同地理经度和纬度、不同生存环境、不同季 节的花都画在了一起，并让它们同时盛开。这是违反经验常识和理 性知识的，也是违反生活事实的，纯属艺术的虚构。但是，这种虚 构和任意的组合，却符合人们审美的情感意愿的需要。对于东方和 中国的艺术家们来说，这些艺术品所表达的不是事实的真实，而是 人们的意愿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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