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没有任何一套行为体系属于宇宙的本质特征，可 作为通行的道德理想。能够通行意味着一经采用，便应渗 透进任何的行为系统。因此，道德并不通过神话的抽象来 指出人们应该做什么。道德关注的是一般理想，这种理想 应该成为任何特定目标的理由和依据。毁灭一个人、一只 昆虫、一棵树或帕台农神殿可能是道德的或非道德的。十 诫告诉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最好避免这样的屠杀。在这 些特例中，我们避免使用“谋杀”这个词。无论我们破坏 抑或保护，只要依据世界历史的具体事例而言，我们捍卫 了经验的重要性，那么此行为就是道德的。
8.思想的巨大进步往往是侥幸犯错的结果，而这些错 误则是过分简单化的结果。这种进步源于如下事实：超越 暂时与使用简单化概念无关。亚里士多德分析了种属概念 和亚属概念，这是此事实的主要例证之一。他的分析自此 厘清了思想，是最美好的想法之一。柏拉图关于“分有 (division)” 的理论是一种模糊而朦胧的预知。他感受到 了其价值所在。由于缺乏充分的明确性，这个理论并没有
那么完美。在明智之士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模式是两 千年来标志理性进步的一种根本特征。
当然，柏拉图是对的，而亚里士多德是错的。在种概 念中不存在清晰的分有，在属概念中不存在清晰的分有， 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清晰的分有。也就是说，当你将自身 观察推升到超出其依赖的预设时，就不存在清晰的分有。 但是，我们却恰恰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亚里士多德是对的，而柏拉图是 糊涂的。但是，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他们都没 有充分考虑到必须探究重要性感觉所具备的独一特性，这 个特性流行于每一时代的思潮中。一切分类都依据重要性 的当下特征。
我们身负三四千年人类文明的详细历史信息。希腊人 (正如修昔得底斯所揭示的)除了几乎同时期的两三代人 之外都不了解历史。埃及人和犹太人盲目地崇尚悠久的历 史。如果知晓历史，希腊人会批判历史；如果不崇尚历史 记载，犹太人会批判历史；如果不是一些将自身拘囿于“纯 历史”的明智之人，埃及人也会批判历史。运用同样的良
好判断力，埃及人并未能推广其几何知识，因此丧失了成 为现代文明奠基者的机会。过度使用常识有其弊端所在。 希腊人以其空想的概括， 一直处于如孩童般天真的状态 中——这对于现代世界是一大幸事。对于错误的恐慌会扼 杀进步；而对于真理的热爱则是进步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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