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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产力状况发生了相对较小的变化，人群与人群相互之间的地位 关系也会是较小的变化；如果生产力状况发生了相对较大的变化，人群与 人群相互之间的地位关系就也是较大的变化。

当生产力变化所引起的人群与人群相互之间新的地位关系与以前的已  经通过政治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旧的地位关系不一致时，就会产生矛盾， 就会逐步引发一些人群产生没有被平等对待的意识，也会逐步引起另一些  人群产生对失去原有优越地位的恐惧。我们可以肯定，在常规状态下，想  改变政治法律形式的人群同想维持政治法律形式的人群之间的矛盾和斗  争，最初一定是想争取平等和想维持不平等的矛盾和斗争。在常规状态  下，想改变政治法律形式的人群的原始动机一定是追求平等和自身在法律  上的公民化。只有在极端状态下，想改变政治法律形式的人群才会从争取  平等的原始动机转化为想通过暴力取代对方甚至消灭对方的次生动机。产  生这种极端状态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是，起码以下两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是，一部分想维持政治法律形式的人存在某种心智缺陷(参阅第 八章第三节),他们已经在观念上把不平等本身当做自己的虚幻追求，从 而对抗任何和平方式的平等性制度变革；其二是，赋予新人群平等性权力 并不是仅仅对原有政治法律形式进行简单扩容就能办到，它通常需要对政 治、法律、意识形态做社会工程学意义上的系统性调整，而历史经验材料 表明，矛盾双方都严重忽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重要性。这导致变革主张都 具有片段性思维的特点，缺乏前瞻性、兼容性、预案性，在实施过程中必 然产生“突如其来的”、“意想不到的”剧烈冲突，最终还是滑入暴力冲 突的道路。

仅仅就产生极端状态的以上两个原因而言，解决人们的观念问题和解 决制度设计的系统性问题，需要一套具有跨阶级、跨阶层解释力、说服力 的社会基础理论，尤其在矛盾尖锐的变革实施期，以这样一套社会基础理 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超强作用是避免滑入大规模暴力冲突的最关键因 素，20世纪上半叶的凯恩斯主义以及一些扩大政治选举范围的思想理论获 得广泛认同就是调和阶层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典型案例。

与这种阶级矛盾可调和的认识相配套的是一种对国家作用的新的认识。

(二)国家的作用

作为最具有强制性特征的国家概念，有两种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表 述：一种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工具；第二种认为国家是代表整个社 会利益的机关，是各种利益的调节器。其实，国家的统治工具的作用和利益调节器的作用是一种抽象思维方 法下的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前者是国家概念的实质、本质，后者则是这个 本质经过某种修正后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人类社会早期，国家的抽象本质 几乎没有修正地就表现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调节器的作用顶多只在统治阶 级内部发生。阶级与阶级之间界线分明，并且难以逾越。

到了现代资本主义混合社会以后，国家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 需要加入多种修正因素，以至于抽象中的直接阶级对立，在具体表现形式 中不那么容易一眼看出，除非加以抽象化。这些修正因素是：(1)阶级间的共性因素较早期多，例如都是政治上的自由人。(2)阶级之间的转化较 早期容易，阶级概念的承载人极不稳定，例如管理职业化和经济的科技化 都是低层阶级升入高层阶级的渠道。再如股票市场又使普通人可以成为股 东等等。此时，已经无法在统计学意义上找到直接表现国家抽象本质的统 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国家概念在形式上只能表现为各种利益的一种公正 的调节器。但是，透过具体形式，还是能发现(用抽象力)国家归根到底 是对一些特定阶级、阶层极为有利的强制机器。例如，以资本主义为主的 混合社会的国家就是对具有资本家素质的人群极为有利的强制机器，它主 要是追求和信奉以自由缔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人群的选择结 果，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