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后中美关系最新动态

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中美两国一直在积极合作、协调利益、控制分歧的 . 基础上保持双边关系。北京和华盛顿都致力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奥巴马政府欢迎“一个繁荣、强大和稳定的中国”的想法仍然历历在目。特朗普上台后的两年半，中美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和重大战略倒退。原因是美中关系的调整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就已经出现了。特朗普政府执政理念中的美国民粹主义和特朗普忠实选民的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倾向，对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影响很大。在冷战结束后的28年里，美国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的分歧非常明显。

美国地方政治经济的变化对白宫影响很大。英国周刊《经济学人》指出，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代表了美国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美国的未来可能取决于这两个州的治理理念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国家实践。“德克萨斯模式”是为了减税，增加对美国制造业的投资，保护美国市场，“加州模式”强调为民福利支出，致力于减排和环境治理，促进与国际社会的自由贸易与合作。中美关系“质变”的更深层次原因，是美中战略、中国心态、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评估发生了重大调整和变化。

未来中美关系的可控发展进程，要求中国更加客观、深入、理性地思考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和未来的调整进程。

是什么因素导致中美关系如此迅速的变化？

一个

中美关系出现了“范式转变”

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中，“范式转变”是指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方式、原则和目标的根本转变。中美关系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是美国对“中国威胁”和“中国问题”的认知方式、心态和战略选择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2014年中国对美投资开始超过美国的事实，已经让美国精英们开始思考中美关系的“范式转变”。

自2016年总统竞选以来，特朗普一再指责“窃取美国技术、钻美国漏洞、利用美国”。当特朗普当选并掌权时，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处理肯定会发生“范式转变”。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有了很大调整，并朝着冲突和对抗的方向快速发展。与“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几乎站在同一阵营的“鹰派”，占据了从白宫到五角大楼，从美国贸易谈判办公室到国务院等各个政府部门的领导地位。特别是随着蒂尔森和马蒂斯的倒台，川普对华外交以“变”和“狠”两个字领先。其目的是在市场开放、经贸规则和高科技领域“清算”中国。对华贸易战意味着中国将不再被提供“钻空子、占便宜、窃取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机会，将毫不犹豫地投资市场、合作高科技，甚至对高科技领域的学者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关上大门”。这些做法不仅实质上背离了美国历届政府为加强两国在经济、社会、文化、投资、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鼓励中国“融入世界”而实施的“对华接触政策”，也意味着美国开始转向对华“不接触政策”。

关于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策精英的这些变化，中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一直强调“协调、合作、稳定”，特别是两国需要“在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处理分歧，在协调、合作、稳定的基础上共同促进中美关系”。从2017年4月7日中国领导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胡亥庄园和特朗普举行首次特别会议，到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在20国集团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举行双边峰会，再到2019年6月29日两国元首再次会晤，中国坚持了处理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

从2018年3月开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贸易战，提高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高关税。经过多轮谈判，特朗普政府仍然坚持将贸易战升级，将中美拖入恶性竞争的泥潭，不仅损害了双边关系，也损害了其盟友和其他在世界上有利益的国家的经济利益，给全球经济稳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2019年全球经济衰退被认为是大概率事件。

自美国发动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今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对抗和对抗。尽管中美之间不断出现贸易摩擦、经济纠纷、知识产权纠纷、产业政策分歧等问题，但双方始终坚持沟通协商精神，不希望经贸冲突从根本上影响双边关系。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经贸往来频繁，经济相互依存程度高。保持良好健康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双赢的合作，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但美国时间2018年4月3日，特朗普政府以“贸易逆差”为名宣布，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500亿美元的1333项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和化学品等14类106种商品征收25%的关税”。经过三轮谈判，同年7月6日，美国开始对首批总值340亿美元的818类中国商品征收25%的进口税。同日，中国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生效。8月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事处(USTR)宣布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第二批关税，并于8月23日生效；同一天，中国对出口到中国的相同数量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

美国时间2019年5月9日，美国宣布从次日起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中国宣布从6月1日起对600亿美元出口中国的商品分别征收25%、20%、10%和5%的关税。

中央电视台《新》2019年5月10日

闻联播》节目中官方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美国下一步是要谈，还是要打，抑或是采取别的动作，中国都已备足了政策工具箱，做好了全面应对的准备。”尽管中国信心坚定、迎难而上，但贸易战客观上对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各自的国内发展和对外贸易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推翻了此前在两国被普遍接受的“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的这一说法，动摇了中美长期保持的总体上关系稳定。中国具有谈判诚意和准备，但2018年以来的中美关系表明，美国在贸易关系上对中国的打压，已经远远超过了平衡美中贸易逆差的考量，背后是美国的中国威胁评估、中国问题认知和中国战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结果，更是美国政策和知识精英看待和处理中国问题时的心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用美国国安会前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的话来说，美国对华关系的“范式变化”，是因为美国认为与中国在利益关系上越来越实质性地难以“调和”。而且，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政策的批评和焦虑高度一致，对华采取对抗政策成为两党共识。即便对特朗普发动什么规模的“贸易战”还有争议，但对华发动“科技战”和实质性采取亲台立场，却在两党间几乎没有任何争议。尤其对所谓“渗透”和“影响”美国的“锐实力”（）,成为了美国“威胁贸易战后中美关系最新动态论3.0版”。美国的政策和研究精英提出，美国这么多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完全“失败了”。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叫嚣，为特朗普的对华对抗和打压政策制造借口。有关“锐实力”的分析报告，开始统计在美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智库中的华人人数，把FBI口中的“对美国构成的全社会性威胁”的定义“具体化”。

其结果，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战和科技战上全面打压中国只是个借口，也是中美冲突今天所出现的突破口，是保守主义阵营对全球化发展的抵制和对中国崛起开始采取实质性“打击”措施的一部分。美国对于自身长期主导建立的全球秩序中“力量对比”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忧虑，极力想要保持自己的战略优势地位，把中国的崛起看作头号威胁并试图遏制中国的实力增长。

同时，这一富有攻击性的政策，也是美国内政问题带来外交不稳定的一种“外化表现”。现任美国政府对于经济产业问题、不平等加剧、族群分化等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好的解决办法，而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的压力，又要求执政党在内政外交上展示出鲜明的政策立场来吸引选民。此外,特朗普总统的个人风格和政治想法也是现行战略的一个关键成因。

国内外的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对华强硬政策也成了特朗普政府展示政绩的最大的“亮点”。尤其是在野的民主党也主张对华强硬对抗政策之际，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科技等方面的蛮横打压政策，变成了美国朝野空前一致的“两党共识”。这些因素整合到一起，决定了美国今天的对华政策，也决定了中国推动与美国谈判协商的空前难度。特朗普政府抛弃了以往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想要关闭对中国高科技公司和两国高科技产品的市场合作，打压中国的对华经贸联系，重新拉大中国和美国缩小了的经济和科技创新差距。特朗普政府这种“抑制”中国崛起的力度和决心，同样也是中美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

美国对华政策的“范式变化”，已经从军事、经济、科技，深入到社会交往和对华政策的基本态度等各个方面。阻止中美朝着对抗方向发展的两国关系的范式变化，同样需要的是能够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这种关系的“新范式”。

2

中美关系的变化与战略博弈带来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和中美之间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体现在多个方面。中美贸易战涉及的产业政策、科技竞争、经贸摩擦只是冲突的一部分，中美之间的博弈还扩展到了国际舞台上和其他各个领域。

2018年，就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规则改革的问题，中方与美方代表就在公开场合有过多次交锋。同年12月，在加拿大境内发生的“孟晚舟案”则是美国出于政治因素而采取的恶性竞争的行为。军事方面，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屡屡挑衅，不仅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在南海搞“军事化”，还屡次派出军舰闯入中国领海，以“航行自由行动”为名进行挑衅，这种行为在2018年发生了五次，而2019年还未过半就已经发生了三次。美国在舆论上攻讦中国，却无视自己的行为对南海地区“军事化”造成的恶劣影响，这种“双重标准”的行为已经成了现任美国政府的外交常态。

特朗普上台后,还推动对台军售常态化。在2017年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表示“依照《台湾关系法》，美国坚定致力于提供台必要的防御军备”。2018年9月，美国更是批准了价值30亿美军的对台军售，其中包括F-16战斗机和C-130运输机的战机备件。此外，特朗普还签署了国会递交的“台旅法”，允许美台两地高层互访。这些行为都是对“一中”原则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挑战。

在舆论上，美国更是鼓吹新一轮的“威胁论”，试图拉拢西方盟友共同孤立中国。

（一）销蚀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对经济造成重大损害

美国的这一系列行为，无疑是在销蚀中美之间通过多年不懈努力打造和维护的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基础，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重大关切，这对中美关系将造成难以修补的裂痕。

事实上，现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绝非完全基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意志，其反映出华盛顿中心权力背后的利益集团、政治家、战略团队以及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态度转变。这对中国未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要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维护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是中国外交目前面对的最大、最急切的挑战。

然而，从战略和长期的角度来看，目前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将是极为沉重的。中国的制造业从低端、中低端到向未来高端的持续发展，将决定21世纪的中国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产业强国、科技强国和世界政治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中国未来的军事装备和战斗能力，说到底，也是中国的制造业是否尖端、科技创新是否不断领先、政府财政是否能够长期和稳定地获得巨额税收所决定的。美国现在所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大幅度降低对美国的高科技合作和投资，不惜让美国市场给中国“关门”，严格限制、甚至切断双方各个层次的高科技合作。客观地说，中美关系的“部分脱钩”已然发生。

与此同时，在中美经贸和科技关系至少将发生“部分脱钩”的状况下，中国的产业、经贸和科技发展能否在今天的全球政治中找到“替代来源”和“替代市场”？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时期，但这些国家在内政外交上出现的新变化，需要中国在对外工作中时时关注。首先是在发达国家中蔓延的反全球化浪潮，同时伴随着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最集中的欧洲地区。经济上，在经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欧洲经济始终低迷，就业、收入、贫富差距等问题引起民众对于欧盟管控和经济一体化的不满，开始推崇封闭的政策来增加本国就业机会、保护贸易利益和本土产业。在社会文化方面，尤其是“难民危机”爆发之后，欧洲各国出现了较为强烈的反移民、反对多元文化情绪，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色彩。在政治上，各个国家的保守势力抬头，政策和意识形态上出现右倾趋势，且此类政策获得的民意支持在上升，更是有一些极端右翼政党开始活跃。不断增强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甚至将“去一体化”思潮推动发展为实践。2016年英国“脱欧”就是民粹主义思想和“反全球化”、“去欧洲一体化”的典型案例。

曾经引领区域一体化、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的欧洲走向了反方向。这对于中国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企业“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施行形成了较大的阻碍。这些思潮和政策趋势不仅左右着欧洲各国的内政外交，也会对欧盟的政策产生影响，可能会使得中欧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被放大，比如贸易摩擦等。另一方面，“反全球化”浪潮客观上影响着世界格局,增加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对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这对于积极融入全球体系、支持推动全球化进程以及更多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中国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

（二）影响中国与大国和区域合作关系框架，加剧地缘政治竞争压力

在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之后，中国与大部分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大框架也将受到这股“再全球化”力量实质性打击吗？显然，由于和美国关系的恶化，中国与一些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也经历着考验，比如在“孟晚舟案”中扮演了协助者角色的加拿大，又比如在美国的新亚太战略中具有重要战略的澳大利亚，以及将外交重心放在解决半岛问题上的韩国等。一旦产生更剧烈的冲突,这些与美国有着利益相关的国家难免会被卷入纷争。与美国有密切政治、经济、安全关系的欧盟各国，尤其是北约国家，也在中美竞争中可能被迫选边站。

此外，周边外交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新重点也带来了新问题。比如印度和日本这样与中国存在地缘战略竞争关系的国家，其对华政策不仅受到中美竞争大环境的影响，更多的时候存在着基于本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量，长期未解决的领土和主权争端也可能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下成为爆发的关键点。东盟各国在中美竞争中摇摆不定，针对南海问题想要长期建立的协调谈判机制是否能建立起战略互信的稳定基石？例如南海行为准则(COC)谈判，还需拭目以待。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升温”与“降温”、合作与竞争、缓和与恶化之间的波动是常态。但由于中美关系质变的影响、全球秩序的大调整以及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今后中国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包括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俄关系和中印关系，今后最重要的挑战不是“第三方市场”如何合作，而是如何降低和化解“第三方势力”的冲击和影响。

（三）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长期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都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中国的迅速发展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参考模式，中国多年来提供的对外援助及合作项目促进互利共赢，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然而，项目从中短期来看，同样无法提供中美即便是“部分脱钩”带来的损益。

近年来针对倡议的国际压力从未停止过，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和媒体的质疑，例如“债务陷阱论”和“地权政治工具论”。舆论上的负面评论多多少少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思考会产生一些影响。中国如何在推动对外援助和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增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互信，以实际行动反驳对“大国扩张”的质疑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坚固友谊，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

再者，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地区的一些极度穷困地区和冲突热点地带的国家长期以来都有内政动荡、局部冲突、恐怖主义、割据战争等社会安全问题。政局不稳定和极端主义的威胁严重威胁到海外贸易投资安全，对对外发展政策也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在不干预别国内政的前提下，如何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如何预防风险和化解危机，都是对外工作中的难题。

另外，大国在亚非拉地区竞争扩大，尤其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传统和新兴

贸易战背后的中美关系变局

事实上，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并不是从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贸易争端开始的。可以观察到，近年来，中美两国在讨论双边关系时，往往从互相批评开始：美国抱怨人民币汇率受到干预，政府对企业在能源、土地等方面实施不公平补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但中国对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以及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准入表示不满。

基于此，笔者在2015年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专栏《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外交非常态》中提到了中美外交进入异常状态的观点。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未来中美之间的摩擦将继续上升，不仅在传统安全领域，在一直被视为中美利益交汇点的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在2016年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中美非常态下的合作之难》专栏中，作者预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和预期中的中美双边投资条约谈判将难以取得进展。所以，本质上，今年的中美贸易冲突也是大国博弈下两国摩擦升级的体现。

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应对

当然，在异常情况下，考虑到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等诸多领域的巨大差异，美国越来越多的强硬派人士与中国一起掌权，在贸易战的乌云背景下，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越来越令人担忧。在我看来，中国应对矛盾升级的最好办法不是直接对抗，而是控制分歧。

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理由破坏中美关系。虽然中国近年来发展迅速，在许多领域实现了赶超，但在人均和绝对GDP、创新机制、科研教育能力和军事实力等方面，中国与美国仍有很大差距。此外，中国在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快供应方改革方面仍面临重大挑战。一旦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经贸压舱石被撼动，很可能将中美关系带入冷战模式。外部冲击可能会改变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经济增长道路，这绝不是对中国最好的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处理贸易战和中美经贸冲突时，仍然有必要强调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短期内要软硬结合，谨慎选择反击的目标，礼貌克制地反击到同等程度，争取最大可能的谈判空间。在WTO框架下寻求解决方案，争取越来越多在全球范围内支持自由贸易国家的盟友。中长期来看，中国崛起势头明显。加快改革开放，促进更公平的市场环境，加强环境、知识产权、劳动保护，完善法律和监管，这不仅可以换取一定程度的放松，也是外部需求和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在我看来，上述改革目标符合中国新时期的发展方向，因为：

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创新驱动发展是解决之道。近年来，外资企业对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的投诉增多；虽然中国的四大新发明备受追捧，但中国的假货和盗版产品也受到了批评。在我看来，在过去，市场对技术的交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最终面临瓶颈。现在高铁、移动支付等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未来，中国将最终实现从跟风到引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加强R&D自主投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要提高国际规则制定的全球影响力和话语权，还需要提高开放程度。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提法，反映了中国将致力于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积极参与新时代国际规则的制定。但近年来，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环境的抱怨越来越多，称自己在中国的知名度不如以前。在我看来，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仍然有限，外资参与度不高，玻璃门和旋转门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对中国市场开放的认可，不利于引入竞争机制。因此，国内企业在开放程度较低的领域取得了成功，仍有改进的余地。

第三，补贴企业推高宏观杠杆率不利于保持金融安全底线。近年来，外资企业抱怨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甚至民营企业的补贴政策打破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造成产能过剩。其实在我看来，减少补贴是必要的。毕竟，大量的僵尸企业造成了资金的低效使用，推高了企业的杠杆率。推进未来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同样的微观主体地位，既是我国外资企业发展的要求，也是打破我国资本软约束、降低财务杠杆和财务风险的必要措施。

与此同时，不仅国外对补贴有很多批评，中国近年来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产业政策讨论。作者还在《从巨大中华看产业政策之争》专栏中提到，在产业发展初期和国际竞争力较弱的阶段，适当的产业政策可以帮助国内企业快速积累技术、资本和人才，迎头赶上。但在追赶甚至引领创新阶段，产业政策的意义是非常有限的。此外，尊重市场，平等对待所有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是产业政策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总之，在我看来，中美贸易冲突的升级只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美已经进入大国博弈的一角。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发展实力、综合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在美国对中国态度越来越僵化的背景下，短期内避免对抗和升级，巩固改革开放成果仍然至关重要。

同时，对外资企业对中国质疑较多的领域，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政策法规不透明、市场不公平、对外开放壁垒等进行理性分析，并将其与中国新时期创新发展战略、加强全球领导力目标、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任务相结合。找到一个趋同点，进行相应的改革，不仅有助于缓解外部压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或过早陷入，也有助于中国自身实力的崛起和增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沈建光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责任编辑：程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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