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成为头条新闻
今年恰逢中日韩合作20周年，各界期待“升级”合作模式，共同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作为三国经济界最高级别的交流活动，“商业峰会”一直被视为向三国政府提供建议和意见的有效平台。在两个小时的讨论中，“机会”这个词经常被提到。正如韩国工商会会长朴永万预计的那样，中国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实施《外商投资法》，为在华外资企业提供与中国企业同等的待遇。韩国企业欢迎这些法律和措施，更多的韩国企业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高燕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三国合作开辟了新的空间。“我们支持三国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发挥优势互补，避免恶性竞争，以‘中日韩X’合作模式共同开拓第四甚至多方市场。”高燕还表示，欢迎韩日企业扩大在华投资，特别是在中国中西部地区。
我之前来过两次北京，为什么第三次选择成都？2019年恰逢中日韩合作机制启动20周年，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轮值主席国主持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然而，与前两次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不同，这次会议是在成都举行的，这使得这个中国西南部的城市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那么，这次会议为什么在成都召开呢？人民日报海外网给出三个理由。首先，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在日韩广受欢迎。正如《三国演义》 《三国志》在日韩家喻户晓一样，成都作为三国时期蜀国的都城，对于日韩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例如，12月2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时，引用唐代诗人杜甫在成都写的著名诗句“好雨知时节，当春天来临”来展望两国关系。到一个新的水平；安倍晋三(Shinzo Abe)在12月24日的中日韩商务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中日韩不是魏蜀吴在相互争斗，希望与国际社会共同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新三国时代”。此外，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等名胜古迹也是日本、韩国游客在中国经常光顾的地方，大熊猫更是吸引了无数外国人前往成都进行特别的旅行。所以，看似与日韩联系有限的成都，其实是中日韩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其次，通过成都的窗口向日韩展示中国市场的深度。2018年，成都GDP突破1.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元，增长6.6%。成都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西部的巨大发展潜力，——。拥有3.7亿人口的西部地区意味着巨大的消费潜力，“一带一路”倡议激发了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力。事实上，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成都之间的经贸合作越来越密切。中韩创新创业园已登陆成都。2018年，成都专门规划建设了中(川)日合作工业园。截至2019年9月，日本是成都第四大投资来源国，外商直接投资1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和商业零售；韩国是成都第七大投资来源国，FDI达到6.22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金融、商业零售等领域。成都与日韩合作的深化，体现了中国沿海内陆合作互动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最后，在成都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凸显了中国领导人的冷静和信心
截至2019年11月，在成都注册的日资企业326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38家；韩国在成都投资设立了331家企业，其中财富500强企业13家。据统计，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10日，进入成都的前五名外国人分别是韩国、马来西亚、美国、新加坡和日本；在成都受欢迎的目的地中，日本排名第三，韩国排名第八。
三国商界领袖最关注哪些问题？在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中，伊藤洋华堂总裁三智富博可能是对成都最熟悉的。
1997年3月1日，在伊藤洋华堂工作了20年的三智富博正式来成都参加筹备中国第一家店。从此他在成都呆了20年，在这里创造了“伊藤奇迹”。截至今年1月，伊藤洋华堂在荣及周边地区共有9家门店，年营业额55亿元，年客流量3000万人。2017年，三位已经成为“半个成都人”的富博人在日本总部被授予总统称号。伊藤在成都20年的发展见证了中国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开放，见证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崛起。“刚才在路上，看到路边挂着很多中日韩的国旗，感觉和20年前来成都的时候相比，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智富博昨天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感叹道。
20年来，中日韩合作也深化了20年。
1999年11月，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寒流，中日韩领导人在东盟-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为三国合作按下“启动按钮”。
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首次单独举行，并商定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当年，三方签署并公布《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的合作伙伴关系”。今天，中日韩合作已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核心、21次部长级会议为支撑的全方位合作体系，合作领域超过30个。三国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7200多亿美元，全球经济总量占比从17%增长到24%。
当然，这20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此前，在外交部举行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罗兆辉副部长表示：“本次会议是在三国合作20周年、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三国关系良好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三国领导人对此高度重视，三国人民寄予厚望，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罗兆辉在介绍会议主要内容时，也把“未来合作的顶层设计和把握合作方向”放在首位。
本次会议的特殊背景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的谈判。这个拥有15亿人口、经济总量近21万亿美元的“超市”，一旦成为现实，将对国际经贸格局产生巨大影响。早在2002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就首次提出了这一想法，并于2012年正式启动谈判。到目前为止，三方已经签署了被视为自贸协定前奏的中日韩投资协定，并举行了16轮自由贸易谈判。
上月初，历时7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取得重大突破，正式宣布“15个成员国结束整体谈判”。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预计将于明年开放。
这也使得提议建立“RCEP”自由贸易协定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更加激动人心。
24日公布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明确表示：“我们将在RCEP成果的基础上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民事可行性研究小组早前对三国数千家企业的调查显示，三国大部分企业赞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其中中国企业持此观点的比例最高，达到85.4%；日本和韩国公司也分别达到78.7%和70.9%。
互补性强，如何合作改变全球产业结构？合作的火花从未停止在交流中产生。在昨天的峰会上，当仲博谈到屏幕在未来驾驶场景中“一次来一次走”的想象时，SK创新公司执行董事李存夏和三菱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特别顾问山西健一郎触动了3354。分别是日本和韩国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领域的探索者和代表公司。
创新是全球企业发展的“共同话题”，尤其是在中国、日本和韩国。不同领域的企业家提到，随着世界进入第五次工业革命，许多具有发展前景的新领域有望使这个曾经“赶超”的地区显示出引领世界的势头。
创新合作日益成为三国间的“关键词”。去年中国刮起“垃圾分类”风时，日本的垃圾处理技术再次引起关注；韩国的芯片技术也引起了正在做核心的中国的注意。山西健一郎在解释日本最新的提议时也指出，连同中国的“大众创业与创新”、韩国的第四次以人为本的工业革命，他们都把注意力转向了“创新与发展”这个话题。
虽然是一个“老套”的话题，但创新合作总能被频繁谈论，必然会成为三国反复讨论的焦点。据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尚尚石介绍，除本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外，中日韩三国将举行21次部长级会议，涵盖环境、专利、灾害管理、医疗卫生、科技等领域。
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的共识正在形成：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合作在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关于经贸合作的讨论一直在进行，经贸合作被视为三国合作的“压舱石”:三国可以成为彼此最重要的经贸伙伴，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三国合作不断升级、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的结果。它的成功是由于三国的产业链和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的密切联系，以及它们参与全球化进程和积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同努力。
在瑞穗金融集团董事长佐藤康博看来，这种“比较优势”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以电器行业为例，日本向韩国出口原材料和制造设备，韩国制造中间材料，特别是仓储、半导体和显示器，中国组装出口。这三个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三星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朴启顺发现，变化正在发生。“在过去，这是一种简单的贸易交流形式，但现在，三国可以共同进行研发和商业化。”
他提到的一个模式是，三国利用中国的巨大市场开发新技术、商品和服务，进行联合研发。由于新的服务或商品必须在一定规模的消费市场进行测试，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7亿，非常有利于测试。“韩国总人口5000万很难养活”；这样三国“就能成为全球合作的典范”。
三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加速了这一进程。例如，他说中国、日本和韩国约占全球5G通信技术专利的63%，5G是佐藤康博心目中未来全球“棋盘”的基础。——AI、量子计算机、生物技术和区块链技术占据了围棋世界的四个角落
移动支付是另一个“试验田”。佐藤康博指出，日本部分城市仍是“现金社会”，但中国移动支付已基本普及，两国人员交流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冲击”。“中国、日本和韩国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是否有统一的二维码标准，二是在保证信息安全的情况下能否建立统一的数据库。这些都是需要处理的问题。”他指出。
逻辑转换也是地域思维的转换。在新的合作模式下，区域合作将进一步重塑全球产业结构。滴滴出行高级副总裁曲月川表示，该公司已经与日本300多家出租车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可以在20个城市提供汽车呼叫服务。“中国用户去日本时不必下载新应用，这可能非常方便。在日本叫出租车。”
进入跨国市场如何克服“水土不服”？曲月川认为，把最新的领先科技成果与所在国的地方政策法规、当地的行业要求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
比如考虑到日本的出租车司机多为60岁左右的老人，习惯戴手套，滴滴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将手机屏幕改成了平板屏幕，方便司机通过语音识别看清楚信息，接订单，避免了戴手套带来的不便。
“结合当地需求，解决当地需求方和驱动方的痛点，这项业务将在当地非常蓬勃地发展。”曲月川说。
相比之下，郑对表现出了一丝“紧迫感”。这位韩国企业家代表昨日表示，全球医疗市场非常大，“可能是半导体市场的五倍左右”。中日韩虽然各有优势，但由于目前缺乏合作，难以实现协同增效。
郑现任韩国聚杰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业务部总监，主管中国区业务。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全球40多个国家销售化妆品和美容产品，其中主要产品是肉毒杆菌毒素。他承认，虽然自己在中国市场“跑”了十年左右，但没有明显的结果，因为他主要专注于生物制药产品。
适应市场不容易。郑说，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发展速度太快。在如此迅速的变化中，他们的适应能力是不够的；在日本，因为药企水平很高，实际上存在“隐形壁垒”。
在过去的十年里，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医疗保健行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韩国保健产业促进院院长权德哲透露，除了美容领域这个比例仍然很高的领域外，去韩国体检、手术甚至体检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中国、日本、韩国对美容的需求很大，但对重症的需求也很大。”权德哲说。
郑希望三国能够相互了解各自的市场，尽量减缓在医疗保健领域的监管，并开展积极的合作。“这三个国家地理位置相似，文化相通。我相信他们可以进一步发展，并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灵活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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