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穗金融集团董事长佐藤康博看来，这种“比较优势”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以电器行业为例，日本向韩国出口原材料和制造设备，韩国制造中间材料，特别是仓储、半导体和显示器，中国组装出口。这三个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三星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朴启顺发现，变化正在发生。“在过去，这是一种简单的贸易交流形式，但现在，三国可以共同进行研发和商业化。”
他提到的一个模式是，三国利用中国的巨大市场开发新技术、商品和服务，进行联合研发。由于新的服务或商品必须在一定规模的消费市场进行测试，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7亿，非常有利于测试。“韩国总人口5000万很难养活”；这样三国“就能成为全球合作的典范”。
三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加速了这一进程。例如，他说中国、日本和韩国约占全球5G通信技术专利的63%，5G是佐藤康博心目中未来全球“棋盘”的基础。——AI、量子计算机、生物技术、区块链技术占据了围棋世界的四角，将推动医疗、能源、移动、航天等行业的发展，各行各业都将发生变化。
移动支付是另一个“试验田”。佐藤康博指出，日本部分城市仍是“现金社会”，但中国移动支付已基本普及，两国人员交流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冲击”。“中国、日本和韩国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是否有统一的二维码标准，二是在保证信息安全的情况下能否建立统一的数据库。这些都是需要处理的问题。”他指出。
逻辑转换也是地域思维的转换。在新的合作模式下，区域合作将进一步重塑全球产业结构。
滴滴出行高级副总裁曲月川表示，该公司已经与日本300多家出租车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可以在20个城市提供汽车呼叫服务。“中国用户去日本时不必下载新应用，这可能非常方便。在日本叫出租车。”
进入跨国市场如何克服“水土不服”？曲月川认为，把最新的领先科技成果与所在国的地方政策法规、当地的行业要求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
比如考虑到日本的出租车司机多为60岁左右的老人，习惯戴手套，滴滴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将手机屏幕改成了平板屏幕，方便司机通过语音识别看清楚信息，接订单，避免了戴手套带来的不便。
“结合当地需求，解决当地需求方和驱动方的痛点，这项业务将在当地非常蓬勃地发展。”曲月川说。
相比之下，郑对表现出了一丝“紧迫感”。这位韩国企业家代表昨日表示，全球医疗市场非常大，“可能是半导体市场的五倍左右”。中日韩虽然各有优势，但由于目前缺乏合作，难以实现协同增效。
郑现任韩国聚杰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业务部总监，主管中国区业务。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全球40多个国家销售化妆品和美容产品，其中主要产品是肉毒杆菌毒素。他承认，虽然自己在中国市场“跑”了十年左右，但没有明显的结果，因为他主要专注于生物制药产品。
适应市场不容易。郑说，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发展速度太快。在如此迅速的变化中，他们的适应能力是不够的；在日本，因为药企水平很高，实际上存在“隐形壁垒”。
在过去的十年里，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医疗保健行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韩国保健产业促进院院长权德哲透露，除了美容领域这个比例仍然很高的领域外，去韩国体检、手术甚至体检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中国、日本、韩国对美容的需求很大，但对重症的需求也很大。”权德哲说。
郑希望三国能够相互了解各自的市场，尽量减缓在医疗保健领域的监管，并开展积极的合作。“这三个国家地理位置相似，文化相通。我相信他们可以进一步发展，并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灵活的制度环境。”
视觉：帅领西排版：孙志成
国家商业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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