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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仍然继承辽与金汉化政策的传统，元初一批大臣像耶律楚材、刘秉忠、 许衡等都是儒学的饱学之士，对元初几代君主——成吉思汗、窝阔台与忽必烈 等产生了重大影响。耶律楚材坚持认为只有佛教才能济世安民。刘秉忠则上 书忽必烈，认为可以在“马上”得天下，但不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许衡也多 次上书元世祖崇儒兴学，并把其重要性提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元世祖 自己也深刻地认识到，在蒙古族的发展道路上，武功迭兴，文治多缺，而天下安 定之后，一定要走“文治而非武统”的发展之道。因此，元代从元世祖开始确定 了尊孔崇儒、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恢复了封孔与祭孔典礼等重大国家尊孔活 动。对社会上的儒士在经济上实行优惠政策，在各地举行选拔儒士的考试，凡 是被选中的儒士都免除其杂税。
元代在政治思想领域，积极学习与效法唐宋和辽金的管理制度与方法，建 立了汉化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在思想文化方面，则随着宋代理学的兴盛，把程 朱理学作为元代的治国思想。元代起用了很多具有深厚儒学修养的人士，让他 们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比如元代名臣耶律楚材就辅助元太祖与元太宗治国长达 三十多年。理学在金代末年传到北方后，受到蒙古人的高度认同，他们在燕京 开设书院，收藏理学书籍，开展理学教育。理学、书院与理学教育在元代获得了 进一步的发展。当然，为了巩固元代蒙古人的统治，在汉族地区实施的是崇文 禁武的政策，防止汉族反抗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发展。元代的文教政策发展轨迹 刚好呈现为一个波峰形状:元初元世祖与中期元仁宗主政时期，文教发展水平 较高，国家出台了很多积极的文教政策，而元成宗与元武宗两朝，文教发展则走 向低谷，进入一种低迷不振的状态。
从宋代开始，书院开始逐渐兴盛，由原来民间私学的教育形式，发展到由政 府支持与兴办书院。到元代开始形成了官学与私学皆有书院的局面，书院开始 逐渐独立起来，成为一种专门的经学教育形式，传统管理教育也形成了官学经 学教育、书院经学教育与私学经学教育并驾齐驱的格局。元代的科举制度三兴 三废，没有保持持续发展与完善，加上元代的科举考试并非进入仕途的唯一途 径，另外还有世袭人仕与吏员出职两种入仕途径，因此元代在官吏选拔上推行 的是三种制度并用的多元化政策。
元代的中央官学主要有四类经学学校，一是以汉字为主的国子学，二是以 蒙古文字为主的蒙古国子学，三是以亦思替非文字（突厥语系的波斯文字）为主 的回回国子学，四是贵族弟子学校，主要有端本堂负责对太子进行教育的学校， 还有奎章阁学士院设“授经郎”专门负责教育“勁戚大臣”子孙的贵族学校。其 中，国子学与回回国子学属于集贤院，蒙古国子学属于蒙古翰林院系统，端本堂 则属于储政院。元代的中央官学管理体制比较混乱，政出多门。就总体而言， 元代官学的最高管理机构是集贤院，而科举由礼部掌管，形成了集贤院管理学 校、礼部管理科举的管理教育体制二元制。
国子学是元代最高学府，是元代培养管理者的主要场所，后来又设置了国 子监，实行国子学与国子监分立，国子学掌管学校，国子监掌管国之教令，成为 一个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元代国子学初创时，教学场所与师生名额都不稳 定，属于一种临时性教学机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才得以稳定。国子学最 初主要招收蒙古贵族子弟，后来才把招生范围扩大到汉人与色目人，但是仍然 拒绝南宋地区汉人子弟入学。元世祖以后，国子学长期不振，名存实亡。虽然 学生地位比较高，但是教师地位比辽金更低，待遇差，人数少。国子学的人员主 要有学官、博士与助教三种，学官负责管理，博士负责教学，助教负责协助博士 的教学工作。
元代中央官学的教育内容还是以儒家经典为主。国子学的课程有《孝经》 《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书》《礼记》《周礼》《春秋》与《易》 等，并且一般采用宋代理学家的注疏本。蒙古国子学教材则用翻译成蒙古文字 的《通鉴节要》，回回国子学则进行比较低级的文字启蒙教育。
元代国子学最有特色的是其教学体制——伴读生制与升斋积分制。
伴读生制是由许衡担任国子祭酒时所创立的，忽必烈选送一批蒙古贵族子 弟去接受许衡的教育。许衡认为，为了让这些蒙古贵族子弟受到良好教育，就 需要一批善学的同学，带动他们一起学习，几年培养下来，一定能够使他们成为 治国良才。于是就把自己原来的一批子弟征召到京师，分在各斋中担任斋长， 辅助教学工作。伴读生制吸取了汉代以来优秀学生转相传授的传统，让优秀学 生来充当主讲教授助教与伴读生。首先由博士与助教教“句读音训”，正式学生 与伴读学生“以次传习”，讲授完了，再由正式学生与伴读学生相继讲说。第二 天，再通过抽签考试的方式让学生复述昨天的内容。
升斋积分制就是把国子学学生分成不同的斋进行教学，国子学初设时有四 斋，后增为六斋，各斋并行设立，没有等级差异，只有学习内容的差异与难度的 不同。下有两斋，左是游艺斋，右是依仁斋，主要教学内容是读诵经典、讲说小 学与属对;中有两斋，左为据德斋，右为志道斋，主要教学内容是“四书”和诗歌 音律;上有两斋，左为时习斋，右为日新斋,主要教学内容是讲说《易》《书》《诗》 与《春秋》，了解经义，练习作文。学生在遵守国子学规矩的前提下，通过每个季 度的考试可以按照顺序递升。经过两年到三年的学习，通过考试，就可以直接 参加科举考试或被者直接授予官职。因此升斋积分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教育 方式与考试方式，还是国子学学生获得科举考试资格与直接入仕的一种途径。 这种把国子学学业成绩与科举考试和入仕资格直接挂钩的方式，促进了学校教 育的发展，避免了学校走上成为科举附庸的错误发展道路。
元代的地方官学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发展区域:江南地区主要以南宋地方官 学为基础;北方地区则以金代地方官学为基础；西凉地区则是以西夏官学教育 为基础。就总体而言，元代的地方官学都是在唐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元代 的地方行政最高管理机构是行省，行省以下依次是路、府、州、军与县。元灭南 宋之后，在行省与路之间设置了“道”，作为行省与路的中间机构。地方官学的 教育管理机构设置在行省、道与路，分别是行省的儒学提举司、江南诸道儒学提 举司与诸路提举学校官，学校则设在府、州与县。元代官学作为元代文教体系 的一个部分，其发展轨迹与元代整个文教发展是一致的，在元代初期与中期发 展比较迅速，但在元代后期处于停滞状态。元代的地方官学主要有四种学 校——儒学、蒙古字学、医学与阴阳学。其中属于地方管理教育的就是儒学，元 代各地路、府、州与县都设有儒学，元代地方各级儒学中还设有小学，提供基础 经学教育与启蒙教育。小学之后，就是大学教育——以“四书”与《史记》等经 史经典为主的经学教育。
书院是元代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书院既有属于政府官学的书 院，也有属于民间私学的书院。元代书院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其实都是原来 南宋的书院，属于蒙古人的北方书院很少，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两所——燕京的 太极书院与河北长芦的中和书院。其中太极书院是蒙古国政府为了弘扬理学 而建立的，属于官学性质的书院，而中和书院则属于私学性质的书院，由私人出 资兴建，聘请教师，并为学生提供食宿与学资。虽然江南书院在元代战乱中被 破坏了不少，但是由于元代修复与创建了大量书院，到元代末期书院总数已经 达到了三百所。
元代书院官学化的政策主要体现在把书院转化为州县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书院的学官——山长——也同样由朝廷或各级官府统一任免，成为享受国家 俸禄的政府官员，基本上等同于州县学的学官。其次元代设立了直学之职，掌 管书院钱粮，这样政府就通过财政实行了对书院的统一控制。此外，元代还通 过朝廷赐予牌匾的方式给与书院官方认证。但是，书院与地方官学不同的就是 书院都是由民间出资捐建的，只不过通过官方认可将书院官学化，并委任山长。 因此，元代除了少数直接由政府出资兴建的书院，其余基本都是由民间出资创 建、受官方认可与管理的经学教育机构，具有官私兼容的特点。书院的官学化， 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与促进了书院的发展，给书院提供了一个合法公开发展的机 会，对元代经学教育作出了贡献。当然，书院的官学化限制了自由讲学、学术辩 论与思想多元化，山长的官吏化既降低了元代书院的学术水平，也降低了山长 的社会地位。
元代私学除了书院还有家塾、义学（义塾）、私人讲学与社学等教育形式，其 中社学是元代私学的特色。元代五十家为一社，社是元代农村的基层组织单 位，朝廷在各社设立一名社长，主要负责监督农事，解决纠纷，开展劝善惩恶的 教化活动，并协调劳动力与开展扶贫工作。每社设有一个学校，选择一个通晓 经书的儒士作为学师，负责在农闲时教育农家子弟，在社学开展以基本儒学经 典与句读音义为主的基础经学教育。
元代官吏与百姓子弟经过书院、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的学习，可以通过科 举而人仕，但科举仅仅是元代入仕的三种途径之一，另外还可以通过世袭入仕 与吏员出职的途径进人元代管理机构或者获得提升。元代这种多元化的选拔 官吏政策后来为明代所继承，成为中国管理者任职的一种常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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