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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一个治国良才的前提首先就是做一个良民,做一个优秀管理者的前提首先就是 做一个优秀的被管理者。小学的教育就是要造就一个优秀的被管理者,讲道 德、懂规矩、守本分、爱学习与会生活,而这些也同样是一个优秀管理者的必备 素质。尤其重要的是道德品质、价值观、人生观、行为习惯、学习习惯与生活习 惯等重要管理素质,是成年以后很难通过教育来培养与转变的,而缺乏道德教 育与价值观教育也是现在中外管理教育的通病,其原因就是当前中外管理教育 都只有管理者教育而没有被管理者教育,缺乏被管理者教育的管理教育注定是 没有牢固基础的,是有缺陷的。

朱熹说:“今子方将语人以大学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学之书,何也?曰:学 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 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夫 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 宜,而有髙下、浅深、先后、缓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义利之分,判然如熏莸冰炭 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学之士,必先有以自尽乎洒扫、应对、进退之 间,礼、乐、射、御、书、数之习,俟其既长,而后进乎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是乃 次第之当然,又何为而不可哉!

致力于培养良民的小学教育与致力于培养明君良臣的大学教育,构成了中 国传统管理教育独立而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朱熹关于小学与大学的明确分类

① (宋)朱子撰:《四书或问》(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经部,四书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法完善了管理教育的学制,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朱熹的理学思想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对宋代及以后的中国管理、教 育与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对宋代及后世的管理、教育与文化的发 展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中国国家发展与民族富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 种负面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朱熹理学的核心观点“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在理论上十分强调“理会”与“践行”的重要性。“大抵学问,只有两 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须是,先依次第,十分着力节次,见效了,向后又看,甚 处欠阙,即便于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 ” ®并且还把实行放在优先地位:“有两 件事:理会、践行。学者以玩索践履为先。他认为知与行两者不可偏废,否则 就是“受病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 重,行为重。……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如程子云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分明,自作两脚说。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 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 ®

但是就朱熹理学的整体而言,其思想的核心在于天理,无论致知与践行,都 是围绕天理做功夫。由于朱熹在树立“天理”为人生学养的目标时,还树立了一 个对立面——人欲,“或问先生言:天理、人欲如砚子,上面是天理,下一面是人 欲?曰:天理、人欲常相对。”④因此,存天理与灭人欲就成为一个两者极端对立、 此消彼长的过程,“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 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譬如刘项相拒于荥阳成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 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而朱熹认为“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区别十分微 妙,“天理、人欲,几微之间” ®。朱熹大力提倡要在生活与工作的每一时每一 事,做去人欲与存天理的深密细致的“据敬持志”的修养功夫。“圣人千言万语, 只是要人收拾得个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间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来,理是此

既深,则所谓似天理 而实人欲者,次第可见。”②他认为道德修养的本质就是灭人欲,存天理:“盖修 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朱熹把人心比作一个战场,把人内心的人欲与 天理之争当作一场无形的激烈战争:“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 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大抵人能于天理、 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则尽长进在。” ®朱熹把学习完全等同于天理与人欲绝对 对立的“敌进我退、我退敌进”的人为内心战争过程,并且绝对贬低与否定人欲 以及与人欲相关的物质利益方面的价值与意义。“人欲不必声色货利之娱,宫 室观游之侈也“有天理自然之安,无人欲陷溺之危,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 天理矣r®

朱熹这种空言性命道德的偏重唯心主义忽视实理实学的理学,在当时就遭 到了注重社会现实与国家实际的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与叶适的抨击与反对。 叶适认为古代圣贤都是通达人情的,明确指出朱熹所谓“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 功”是不通人情的谬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疎 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 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垢于天 下矣! 陈亮在与朱熹的往来与交流中,无情地批评了朱熹的理学是“尽废天 下之实”的“迂阔之学世之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而有见,事物虽 众,此其得之浅者,不过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纵横妙用,肆而不约,安

灭人 欲”和“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朱熹理学思想中的消极观点的典 型代表,后者作为“处事之要”记载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由于《白鹿洞书院 学规》对后世的书院与管理教育具有重大影响,朱熹的这种消极思想对以后中 国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都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对科学技术的发 展与工商贸易等产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反作用。近代日本很多实业家与汉学 家都觉察到了这种负面影响,其中以近代日本著名汉学家与实业家涩泽容一为 代表。涩泽容一是日本近代工业之父,也是日本管理核心价值观与核心理念 “义利合一”的发明者与倡导者,他在其代表作《论语与算盘》中毫不留情地指 出:“说到学者们痛心的事,在中国的学问中,尤其是一千年左右以前时,宋代的 学者也经历了像现在这样的错形。但由于他们倡导仁义道德的时候,没有考虑 按照这种顺序去发展,完全陷入了空论,认为利欲之心是可以去掉的。可是发 展到顶点,就使个人消沉,国家也因此而衰弱。结果到宋末年受到元的进攻,祸 乱不断,最终被元所取代,这是宋的悲剧。由此可知,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 也挫伤了国家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因此,必须认识到,仁 义道德搞不好也会导致亡国。……总之,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 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 ®由于朱熹主张崇尚天 理与仁义道德,而消灭人欲与功利物欲,在思想与意识形态上阻碍了物质文明 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把宋代以后管理教育的发展引导到了重道德而轻才艺、重 经义而轻实行、重理学而轻实学的错误道路上去,压制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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