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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在继承明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为了严加防范，铲除弊端，在制度上进
第六章中国传统管理教育的衰弱期:辽金元与明清 201 行了很多创新，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其一是建立了考官考试制度。考官是科举考试的实际管理者，因此考官的 选拔与任命是科举成败的关键。清代主持科举考试的考官不仅必须具有良好 的出身与官职，在任命之前，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保证考官具备一定的文化 水平。
其二是分省录取制。清初仿照明代采取南方、北方与中部三种试卷定额录 取的方式，在实践中发现对边远地区有遗漏的现象，于是从康熙五十一年 (1712)开始，一律采用“分省取中，钦定名额”的制度，把取中的名额分配到各 省，保证各省考生都具有均等公平的录取机会。
其三是建立复试制度。顺治十五年（1658 )，因为顺天与江南考官参与科举 舞弊，清世祖亲自复试乡试举人，成为清代科举乡试复试之始。康熙五十一年 (1712)，顺天解元查为仁因作弊而逃逸，因此康熙亲自在畅春园复试，开清代会 试复试之先河。乾隆年间，皇帝可以随时降旨进行乡试榜后复试、对若干省的 举人进行复试或对会试后进士进行复试。到嘉庆初年，科举复试就成为一种固 定制度，有效地打击了科举考试中的舞弊者，提高了考试的公正性。
其四是官民分卷制。为了避免清初官民子弟一起参加科举考试，而达官世 族子弟录取者名额偏多的现象，康熙三十九年（1700)起，实行官民分卷法，保护 了普通士子的权益。
其五是考官子弟回避制。清初，参与乡会试的考官，其子孙与宗族都必须 回避考试，到了雍正与乾隆年间，考官子弟可以另设考试与考题，配备大臣特别 阅卷。乾隆九年（1744)，停止回避人员另设考试的制度，而规定考官子弟一律 不得参加考试，并且还扩大了回避人员的范围，连受卷、弥封等官的子弟与亲族 都要回避，表明了清代统治者对科举舞弊严加防范的决心。
其六是磨勘制度。唐代文武官员的考核，是由州长与百司官长把下属分成 九个等级，通过书写考状来对他们进行业绩考评，经过考评确定的等级是官吏 升迁的主要依据，为了防止申报不实，由吏部与各道观察使进行复验，这种官吏 考查制度称为磨勘。清代则把磨勘制引进了科举考试，把乡会试考卷由翰林官 员进行复核称为磨勘。磨勘制的实行，提高了考官阅卷的公平性与出题的有效 性。
以上六项是清代比较重要而有代表性的六个科举创新措施，可以用来说明 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周密与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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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组成，第一场是四书制艺题三道，五言八韵诗题一道;第二场是五经制艺题五 道;第三场是策问题五道，其中，四书制艺题与五经制艺题其实就是八股文一 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与束股八部分组成。四书制艺 题从《大学》《论语》《中庸》与《孟子》的内容中选考三题，五经题从《易经》《书 经》《诗经》《春秋》与《礼记》的内容中选考五题。八股文除了规定统一的写作 格式之外，还规定了考试的参考书，例如“四书”必须用朱熹的《四书集注》，《诗 经》则采用朱熹的《诗经集传》，《春秋》则以胡安国的《春秋传》为主等，答题与 上述内容相违背的考生不得录取。此外，还规定不准引用当时官吏的观点与说 法，不许使用华丽的词藻与生僻难字，不得发表背离经旨的异端邪说，严格限定 每篇文章的字数不得超过七百字。因此，清代对八股文的写作形式、规格、文 风、内容、字数、教材与参考书等，都进行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使试卷与答题都 趋于标准化，八股文也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标准化的考试形式，具有一 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八股文这种标准化的科举考试 形式逐渐脱离了其本来的定位，变异为科举考试与清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与本 质，科举考试也因此而丧失了选拔德才兼备的管理人才的职能，成为一种选拔 八股文作文高手的考试，清代教育也脱离了培养真正管理人才的轨道，成为一 种以训练八股文为主的应试教育。至此，清代的科举取士也正式演变成了八股 取士制度，清代教育也成了一种八股教育。
(2) 清代科举的弊端与改革
科举考试制度发展到清代，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清代统治者针对 科举考试的所有细节都制定了完备的规则，但是清代科举考试制度也走到了生 命周期的死亡阶段，出现了很多病入膏肓的症状。首先，八股取士制度使科举 考试成为一种严重脱离思想、学养、经典与实际知识的“高级文字游戏”，使文章 形式远远凌驾于内容之上，日积月累，造成了清代受教育者思想僵化、精神空虚 与知识贫乏。虽然八股文要求考生“代圣贤立言”，模仿孔孟口气，但是内容则 严格要求必须符合经过统治者编纂与钦定的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注解的儒学 经典，不得联系清代社会实际，不能涉及当朝人事，在形式上必须符合八股格 式，特别是最后四个部分，规定一定要由两股互相排比对偶的散体议论组成，在 句型与字数上完全对应，相当于两副对联式，不符合这种写法的考生就只能被 淘汰。这种考试方式只借用了圣贤与经典之名义，其实质则是拋弃了圣贤与经 典的思想精髓与实用价值，也脱离了清代的社会实践，选拔出来的只能是一些 既没有文化修养与管理理论，也没有管理经验与实践知识的应试工具。其次， 在八股取士的教育导向之下，清代学校教育逐渐沦为八股文的训练场所，而丧 失了应有的教书育人的职能。另外，在官场腐败与科举舞弊的双重影响下，清 代管理阶层的风气日趋败坏，而这种充斥了科举考场与官场的腐败之风已经深 人人心，使得清代完备的科举制度难以落实，科举制度的改革也难以为继。
清代统治者特别是乾隆与嘉庆之后的统治者与知识分子也都充分意识到 了科举考试的弊端与危机，都曾经试图对现行科举考试制度进行改革，但是没 有取得实效。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对科举考试内容提出了全面批 评，要求改革现有科举考试制度，乾隆把舒赫德的奏章下发礼部进行讨论，结果 这场改革科举考试的大讨论以没有可以替代的“良法”为由宣告结束，只能维持 现有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现状。到了清末，科举考试的弊端积重难返，只能彻 底废除科举考试制度。
三、清代主要管理教育家的成就与思想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 个阶段，而清代的管理教育也是中国传统管理教育的尾声，在清代这个翻天覆 地的转折时代，清代管理教育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对繁盛和平的 清代前期与中期、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时期、洋务运动时期与维新运动时 期，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了不同的历史人物，在清代管理教育的理 论与实践方面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
1.鸦片战争以前主要管理教育家的成就与思想
(1) 黄宗羲®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与教育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刻苦学习，博 通经史，三十多岁已经成为江南名儒，因参与抗击清兵失败，四十岁之后就专注 于讲学与著书，先后在证人书院、海昌书院与姚江书院等主持讲席，讲学遍布大 江南北，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很多都成为当时的著名学者与治国人才。同时 他总结了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竭力探索国家治乱之道与民生之本，结合当时 的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治理方略与改革良方，最后汇总成九十多种，共 八百多卷的鸿篇巨著。其中《明儒学案》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 断代学术思想史，也是一部系统完整的断代管理思想史、经学教育史及管理教 育史。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不仅大胆地抨击了过去长期形成的重农轻 商的传统思想与国家政策，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 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与思想基础，具有划时代的
① 黄宗羲（1610—1695)，浙江余姚人，字太冲，号南雷与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与教育家,
意义。
黄宗羲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抨击，他指出八股文的盛行， 使一些学者成了专门写作范本八股文的文选家，而八股范文的流行致使经史 绝，圣学亡，人才窒息，学风败坏。黄宗羲指出只有采取广开取士门路，扩大考 试内容，实行分场筛选，由名儒公正推荐等措施，才能清除清代科举制度对国家 管理、人才培养与学校教育的破坏作用，否则只能罢科举，发出了近代“废科举， 兴学校”的先声。
黄宗羲继承了明代东林书院“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优良传统，并加以推 广和深化，提出了变革清代学校性质与职能的主张:学校不仅是一个培养人才 的场所，还应该看作是国家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要起到议政、辅政与监管 的功能，使各级官吏都置于学校的评议与监管之下，而作为未来国家管理人才 的学校学生也因此能够得到训练，最终实现“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的目标。 黄宗羲的这个主张是中国传统管理教育的一大突破与创新，历史上学校一直被 视为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其主要职能是教育，但是黄宗羲还赋予学校管理国 家的职能，使学校本身成为一个国家管理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李国钧先 生指出：“他总结了历史上，特别是明末‘清议’经常出于学校的事实，赋予学校 明确的、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使命，把学校当作议政的机关，师生必须 关心国家大事，参与政事活动，并给以历史的、理论的论证，以适应新的社会需 要……进而黄宗羲对学校中师生的教学活动也作出了新的阐述，他认为作为 教师除了要具备教育业务上的素养与才学，还不得干涉“清议”，如果教师干涉 学生议政，则失去了作为教师的资格。与此同时，黄宗羲还竭力主张提高各级 教师的地位，这些教师包括太学（国子监）祭酒、地方官学的学官和教官、书院与 私塾的蒙师等，特别是提高作为国家最高管理教育机构——太学祭酒的政治地 位，即使天子、宰相与六卿等君臣都应该列在弟子之位，接受祭酒的评议，把原 来的君臣关系、上下关系转变成“师友关系”。
黄宗羲反对以八股文作为主要教育内容，他提出文武合一与增加实学的教 学主张，避免只重功名的教育倾向，提倡学问与事功的结合，以及教育要以实务 与救国为目的。
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代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萌芽的思想家与教 育家，他所提倡的“工商为本、学校参与政治、君臣接受清议与以实学为教育内 容”等观点与措施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走在时代前列，也因此很难为统治者所
①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39页。
接受并落实到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去。
(2) 颜元®
颜元从小家贫好学，到二十四岁即开设家塾，授徒讲学。他在青年时期笃 信程朱理学，在亲身体验之中，发现理学伤身害命与空虚无用，便与理学决裂， 立志要“矫枉救失”，推行实学与实用的教育。颜元一生除了在书院主持讲学之 外，还游学四方，几十年如一日，像孔子一样，有教无类，弟子遍天下。由于颜元 的教学内容注重实用价值与多样性，因此他不仅培养了很多精通经史的学者与 管理人才，还培养了精通水利、天文、地理、兵法、骑射等各方面的社会实用 人才。
在八股取士的社会主流之中，颜元清醒地认识到科举考试制度是一种培养 “废人”的制度，要想免遭成为“废人”的命运，一定要“废举业，崇实学”，他从十 六岁开始就心系国家兴衰，关心民生与社会，树立了经邦救世的理想。颜元认 为实学与八股是对立的，“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 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只有废科举，兴学校，通 过学习实学，崇尚实行，才能出真才。颜元把科举主导的清代教育称为“浮文教 育”，这种教育只能造就无德无才之士与“庸碌臣”；而废除科举实行学用结合的 实用教育才能造就实德实才之士与“经济臣”——既懂管理，又懂民生实务的各 级管理人才，不仅包括君相与百官，还包括“各专一事”与“各专一艺”的“百职” 人才，从而实现经世致用的教育目的。
颜元认为如果要实现培养实用管理人才与行业人才的目的，就一定要改革 以八股为主的清代教育崇尚书本文字与虚无空泛的倾向，推行“实文、实行、实 体与实用”的新教育内容，采取实践与实用导向的教学方式与途径。
首先，颜元反对程朱理学教育中“重心轻身”的错误理念，指出“千余年来， 率天下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为之也”。®因此颜 元主张应该坚持让学生在“身心道艺”上全面发展，他说:“礼、乐、射、御、书、数 似苦人事，而却物格致知，心存身修而日壮;讲读文字似安逸事，而却耗气竭精， 丧志痿体而日病。”®六艺的动态学习与经史的静态学习应该互相补充与结合， 才能获得身与心的均衡发展。此外，颜元还强调学生们要练习举石、习刀、超距
(长跑）、击拳等，被梁启超誉为中国两千年来提倡体育教育的第一人。颜元在 晚年主持漳南书院的时候，对传统书院教育与经学教育的课程设置进行了大胆 改革，开设了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四个不同的学习科目。文事斋除 了开设传统六艺之外，还有数学、天文、地理等自然学科科目；武备斋除了要系 统学习太公兵法与孙吴兵法等传统军事理论外，还要学习攻守营阵与陆水诸战 法，并有射御技击等军事实操科目；经史斋中则开设十三经、历史、诘制、章奏、 诗文等;艺能斋则有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技术科目的课程。颜元在书院教 育内容中增加了很多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方面的课程，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 期的社会需求与发展趋势，反观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颜元的这种教 育改革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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