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如何剖析社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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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一女子自杀：南阳街眼镜店老板赵的女儿赵乌珍，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已婚的轿子里用剃刀自杀。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等报纸上发表了十篇文章进行评论。毛泽东不仅分析了赵乌镇自杀的根本原因，还探索了赵乌镇“不自杀”的可行出路，从小到大探讨了整个社会的婚恋自由。毛泽东捕捉社会事件的独特眼光，他分析社会事件原因的深刻视角，他寻求解决方案的勇气，以及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都值得我们去品味。

[关键词]毛泽东；赵乌镇自杀；婚姻自由

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一女子自杀。南阳街眼镜店老板赵的女儿赵乌珍，因不满父母的包办婚姻，在自己已婚的轿子里用剃刀自杀。这一事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年轻的毛泽东也立即做出了回应。他先请刚加入新民学会的周南女校学生李思安调查，然后自己对此事发表评论，先后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发表了十篇文章。这十篇文章要么描述现象，分析赵乌镇自杀的原因，要么阐述女性自立、婚姻自由的观点，进而深入剖析事件及其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

一、引出话题，密切关注自杀的发生。11月16日，赵乌镇自杀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投诉。毛泽东当时深受新思想的影响，他具有如此的社会敏感性是可以理解的。1915年，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兴起。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旨在消除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思想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对妇女的束缚和奴役的封建观念开始受到几千年的冲击。胡适作为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的著名人士之一，在《新青年》年发表了许多文章，抨击旧思想，提倡新思想。当时，女性因不满包办婚姻的安排而选择自杀的社会事件时有发生，成为新文化运动触及社会生活的典型案例。显然，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很强的毛泽东，将这一事件与当时社会思想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如此关注一个普通女人的自杀。在毛泽东看来，面对一场被粗暴安排且毫无希望的婚姻，一个普通女人的自杀在过去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当新文化运动发展了几年，逐渐引领社会风尚的时候，赵乌镇自杀事件却是一个引起激烈评论的契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指出对于赵乌镇的自杀，“不要低估他”，背后有“重叠的原因”。

毛泽东学生时代就注重研究实际问题。进入社会后，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启发下，他直接参与了改造社会的现实斗争。因此，毛泽东总能捕捉到一些社会事件，并探索其背后的哲学。在第一条评论《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中，毛泽东声称：“当我们讨论各种理论时，我们应该与生活事件一起讨论。”(《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377页。因此，曾经担任《湘江评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撰写了许多时事评论文章的毛泽东，在第一篇评论中就把话题带了出来，号召“热心讨论的人们，为了这个为自由和爱情而献身的年轻女性，从各种争论中，她为他高呼‘错’”(《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77页。).

二、讨论分析赵乌镇自杀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对赵乌镇的自杀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在他看来，赵乌镇的死是暴死，意味着生存。赵乌镇被“三面铁网(社会，娘家，婆家)”彻底打死。基于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他进一步分析思考：“这件事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无法独立，无法恋爱。”(《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77页。除了深入分析赵乌镇自杀的客观原因外，毛泽东还分析了婚姻制度、社会制度、人格独立、爱情自由等。

11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关于赵乌镇性格的文章。毛泽东认为如果赵乌镇有个性，他说他有个性而不是个性。为什么没有个性？这是因为“如果赵女士有人格，他就不会死”；他为什么有个性？这是因为“虽然二十一年来他的父母没有给他人格，但是在他二十一年的最后一刻，他的人格突然来到了现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79页。这个分析看似矛盾，却蕴含着深刻的含义。毛泽东想表达的是，一个在封建传统家庭中长大的女性，经过新思潮的洗礼，逐渐从非个人化走向了人格化，这不仅是一个个体的变化，也是整个社会的变化。

对于爱情和婚姻的问题，毛泽东呼吁“中国所有的青年男女！自己的婚姻要自己处理”(《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80页。).关于妇女自力更生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妇女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地位，这掩盖了中国几千年来不公平的伦理和习俗”(《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83页。)，认为女性相比男性在心理和生理方面存在缺陷，直接影响女性的自立。

在这里，毛泽东把对原因的分析放在一个三维的空间里，从一个点上探索普遍的社会现象，通过具体的现象看事物的本质，把特定历史发展时期的特定历史事件进行全面系统的思考。赵乌镇自杀是一个具体事件，女性因包办婚姻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女权主义是这种社会现象发生的事件或社会氛围。毛泽东将这三者有机结合，统一认识，进而深入探究赵乌镇自杀背后的原因。

第三，解决问题，探索

赵五贞不自杀的可行出路。围绕“赵五贞自杀事件”，媒体展开了激烈讨论。毛泽东对于“殷柏先生以为赵女士何不逃亡，并说这事可以办到”（《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86页。）的评论进行了辩驳。殷柏就是彭璜，当时也是新民学会会员。在他看来，赵五贞自杀是消极行为，不可提倡，而应提倡积极奋斗，甚至离家出走。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这里不得不提到在赵五贞自杀事件发生期间的另一件事。大概就在此事件发生的同时，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译成中文，在上海被搬上舞台，并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了一场极大的辩论。在剧中，主人公娜拉愤然出走，离开了令人窒息的家庭和暴虐的丈夫，中国许多主张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的知识分子纷纷将娜拉奉为女性逃离不幸婚姻的模范。在有些知识分子看来，如果可以选择，所有女人都应该像娜拉那样放弃不幸福的家庭。彭璜或许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位。然而，鲁迅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一旦离开家，中国的娜拉们会怎样呢？也就是说，如果社会没有为自由女性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些女性除了成为玩偶或是选择死亡之外，将别无选择。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对此，毛泽东在进一步分析赵女士自杀原因的评论文章中，对鲁迅的观点予以佐证，并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万恶”是女性无路可走只能自杀的根本原因，他呼吁道：“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86页。），并将矛头直接对准社会。如果说彭璜将问题的解决停留在个人，那么，毛泽东将问题上升到了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控诉，期待根本的社会变革。显然，毛泽东更为关注的是对整个黑暗社会、腐朽制度的抨击，因此，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多是从这些方面去论述的。在他看来，不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女子因包办婚姻自杀的社会现象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

四、由小及大，进而探讨整个社会层面的婚姻恋爱自由问题。对于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问题，毛泽东号召应该“改革婚制”，并在11月19日的评论文章中提出“讨究‘婚制如何改革’”的问题。如何改革婚制？毛泽东主张从打破父母代办政策、打破媒人制度、破除婚姻上的迷信问题三方面入手。

恋爱是婚姻自由的前奏，解决了自由恋爱问题，才能最终实现婚姻自由。11月25日，毛泽东撰文分析了少年人与老年人对于恋爱的两种不同态度，他认为，“恋爱这个问题，少年人看得很重，在老头子则视其无足介意”，这是因为“老头子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在他们看来，结婚更多地是为了“吃饭”和“接后”，子女谈恋爱根本没有必要。有鉴于此，毛泽东“特在生理上、心理上找出根据，证明子女的婚姻，父母绝对不能干涉。在子女方面，对于父母干涉自己的婚姻，应为绝对的拒绝。必要做到这点，……恋爱中心主义的婚姻才可成立，真正得到恋爱幸福的夫妇才可出现”。（《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5—397页。）

受“男女授受不亲”思想的影响，做媒、说媒是传统中国男女结姻最主要的途径。在毛泽东看来，“媒人”这一职业，是中国社会的一件大把戏。在婚姻上有决定实权的，不是父母，而是媒人。媒人为了撮合婚姻，往往离不开一件事情，就是“说谎”，这样就会阻碍正当的婚姻，造成许多“驴唇不对马嘴”的婚姻。为此，毛泽东号召“要想婚姻改良，便须急将媒制打破，‘媒人’、‘月老’等话，要从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9页。）

在呼吁打破父母包办、媒人制度的同时，毛泽东还批判了婚姻上的迷信问题，对“婚姻命定说”以及这个总迷信下面所附的许多小迷信给予了驳斥。他认为，“我们倡言改革婚制，这些关于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最要紧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社会上立时便会发生‘夫妇的不安’。夫妇一发生了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乘潮打桨的新夫妇，便会完全成立在恋爱主义的上面”（《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9页。）。可以说，对于解决恋爱婚姻不自由的问题，毛泽东从恋爱自由到打破传统制度再到解除维系传统婚姻的迷信束缚，都作出了详细分析，给出了多条解决的途径，真正为婚姻自由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青年毛泽东之所以对一名普通女子自杀的社会事件给予不同一般的关注，就其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此时的毛泽东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思想和政治上逐渐走向了成熟；就其客观方面的原因来说，当时无论在哪个领域，对旧制度、旧思想、旧风气的批判与反抗已是大势所趋，这在客观上为毛泽东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社会大背景。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毛泽东当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在现如今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他在捕捉社会事件发生时所显现的独特眼界，在剖析社会事件产生原因时所拥有的深刻视角，在探寻解决办法时所表现出的过人胆略，以及他的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值得我们细细品鉴。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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