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6年中国十大环境事件】如：
松花江支流被污染：(这是生态环境破坏的典型案例)
高原上修建了一条环保铁路：(这是中国生态保护对环境保护的有力证明。
2.环保数据：
2005年，mainland China爆发“环境风暴”，总投资超过1179亿元的30个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三峡总公司的3个项目为部级单位。原因是这些项目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价，是未经批准建设的违法项目。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非常严重。比如淮河流域。90年代五种水质占80%，整个淮河一年四季就像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875亿元。
根据中科院的计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GDP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另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不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是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荒漠化土地已达1万多平方公里；中国18个省、自治区471个县近4亿人的耕地和家园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荒漠化仍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
七大河流水系中，超过40%的水是完全无用的。中国668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许多是由水污染引起的。比如浙江省宁波市，位于邕江、姚江、奉化江交汇处。但是由于水污染的原因，需要依靠运水车在水最紧缺的时候昼夜不停的行驶，才能把农村河流的水输送到城市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工业增加值1万元，需要水330立方米，污水230立方米；每创造1亿元GDP，将排放废水28.8万吨。还有就是生活污水量大。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流。不到10年，中国就没有水了。
中国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三分之一的国家被酸雨侵蚀。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100%。上海酸雨频率为11%，江苏为12%。在华中和一些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酸雨频率超过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的最大允许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 ~ 1400万吨。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1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长14.7%。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治理的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仅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就将达到2100万吨以上，总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一倍以上，这将是对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的严重灾难。
1月27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测，如果不加以纠正，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突发环境危机对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破坏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有句话叫污染控制进退两难。为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控制环境，环境保护投资必须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但这是因为环保已经很好了。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资必须占GDP的3%以上。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年度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为0.5%，而在最近几年仅为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消费”，投资巨大
有人计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只创造了数十亿元的产值，但要恢复滇池水质，至少要花费数百亿元，这是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只有500亿元。但要控制污染，即使干流达到最低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恢复70年代的三类水质至少需要100年，这不仅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从微观来看，过去20年，国内制造业只能在工资和环保两个方面挖掘潜力。对于最简单的事情，比如水泥生产，为了满足最低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要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格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超过10亿立方米的废水。如果要处理的话，每吨1.2~1.8元。生产成本提高5%。绝大多数企业根本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所以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者不建废水处理设施：或者白天把污水放入处理池，晚上没人的时候排入河中，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成本。在市场的无序竞争中，这5%的成本。它往往决定着一个企业的盈亏、生死。
而我国的环境执法有一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情况下，环保部门需要花费50万元获得一起非法走私事件的证据，但最终落在非法企业身上的罚款只有5万元，其中包括被大力刮起的所谓“环境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巨型电站项目违反环评擅自开工建设，最终罚款只有20万元。对于一个投资超过1亿元的项目，罚款20万元几乎是9牛一分。这样的处罚如何威慑违法行为？所以《环保法》一直被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境风暴会牵扯到几十万家企业，结果必然是大量：家企业破产，大量人失业，企业成本大大增加，国内物价指数迅速突破两个
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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