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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东西 方完全不同的管理思想:一种是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流行于欧 美的西方管理思想，另一种是渊源于华夏文化传统、流行于东亚的 东方管理思想。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理念 支配下，东西方在柔性管理的发展中各自演绎着自己的见解。
柔性管理追求以人为本的管理核心，对此，在东方管理思想中 的体现颇多。
中国古代的管理者很早就悟出了人民在管理中的强大力量， 周公就看到了只有怀保小民，才能受到天的佑助，因而要求管理者 要敬天保民。而先秦诸子百家，在论及为政、治民、兴邦、创业等问 题时，更是推崇以人为本，表达出丰富的尊重、关怀、爱惜人的思 想。孔子的仁学极其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人本观，所谓爱人就是仁 的基本内容。当马棚着火时，他不问马怎样,首先问的就是“伤人 否”，也就是在物与人的比较中，给予人以更多的关注。这一思想 经孟子、荀子等人发展而进一步完善。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言论，并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有 理性和共同追求，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更明确提出“人 为万物之灵”，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 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与万物的 差别在于有知、有义，因此，人们能够组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从而 驾驭万物，成为世间最尊贵的事物。这是对人的地位和作用的充 分肯定。
秦汉之后历朝历代，对被管理者即人民的重视可谓一以贯之， 如贾谊的“利民安民”思想、王通的“爱民厚生”思想、唐太宗的顺从 民众的思想、张载的“仁道及人”思想、二程的“以顺民心为本”的思 想、朱熹的“足食为先’’的思想、陈亮的“正人心活民命”的思想、王 守仁的“亲民爱物”思想、张居正的“天之立君以为民”的思想、黄宗 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顾炎武的“为民而立之君”的思 想、王夫之“以民为基”的思想、林则徐的“用民心、恃民力”的思想 等。这些思想，对人民即被管理者的作用的重要性阐释得淋漓尽 致，从而为东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传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客观而论，西方人本观在起源上并不晚于东方，最早可以追溯 到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但 是，由于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所以人的地位被 神所淹没。到了近代，虽然欧洲文艺复兴，重新高扬人的意义和价 值，倡导以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但是，矫枉过正之下，为了协调资 本主义工业发展中日益突出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合理利 用资源，提高生产率，新兴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借助西方重分析、 重规范、重理性、重个人的理性主义文化，开始事事认真思考、权 衡、计算、分析，处处以数据和事实说话，进而强调以有效的组织机 构、周密的工作计划、严格的规章制度、明确的职责分工以及采取 金钱刺激和纪律强制手段对工人进行管理，形成了以物本取代人 本的管理特点。其时，人是机器的附庸，在管理中见物不见人，实
质上人就是物。
然而，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物化资本科技含量的增多， 劳动力的质量不仅有了很大的提髙，而且劳动者所支配、操纵的生 产资料数量大大增多,工人不再作为机器的附属物。相反,机器离 开了高质量的劳动力，根本无法运转。而且，由于工种技术含量增 多，熟练劳动力特别受欢迎，随意解雇工人带来的只能是经济上的 损失，于是，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将目光由物本又移向人本，明确了 人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强调通过对人的行为的预测、激励和引 导，以满足员工需要为手段，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
比较来看，东方的人本管理颇为稳定，且历史悠久；而西方的 人本管理和物本管理则随着历史时期不同而相互交替，且人本管 理占据主导的时间显得略少一些。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东方 的人本管理思想能够深人人心，而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只是权宜 之计了。
2. 非强制性与强制性
柔性管理强调在一定强制性管理的基础上，着重于使用非强 制性的管理方法进行管理，就这一点来说，依然是东方管理较西方 管理略胜一筹。
从东方管理来说，无为而治虽然是道家首倡，但在管理的历史 演变中，渐渐成为各家各派的一个共同主张。从道家来说，强调以 无为手段达到无不为之目的。这就要求管理者严格按照客观规律 和客观实际，摈弃自身囿于智慧可能作出的违背客观规律的“妄 为”和离开客观实际可能性的“强为”，从而实现合乎人心的“君无 为而臣有为'以非强制性方法充分发挥被管理者的主动性、积极 性和创造性，有效实现管理目标。从儒家来说，也是强调要为政以 德，以道德教化的手段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对此，儒家主张管 理者应修身为本,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 组织成员中去，使之化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从而以一驭百，以
逸待劳，垂衣裳而天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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