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建平：税务筹划与财务管理
在对无为而治的追求中，以中国为典范的东方管理极其注重 用人的重要性，强调管理者应“任官得人”，如果用人得当而又能够 充分信任下属，敢于放权而又能够抓住大事，那么，管理者就可以 集众人之长而免去众人之劳，“行其所无事”，巧于使民，惠而不费， 实现不管之管，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极致。
同时，东方管理思想也并不是片面地只追求非强制性的控制 方式，与此同时，它也注重强制性的法治外控方式。孔子说:“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在道德内控的同时，要求“齐之以 礼”，以礼义制度为规范进行外在控制。从广义上说，儒家之礼也 就是法，即治理国家的法规;儒家之礼治也就是法治。更为明显的 是，法家管理就是典型的追求强制的管理。随着百家管理思想的 融会贯通，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管理模式明确了强制性与非强制性 手段之间的关系，成为东方管理处理二者之间关系的指导思想。
从西方管理来说，基于其一以贯之的人性本恶的认识和注重 理性的文化，形成了以强制性为重心的管理，强调逻辑主义原则， 尊重规则和秩序。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 家尼克罗•马基雅维利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权力欲望”和“财 富欲望”看做是人性的基础，认为人“是反复无常的、忘恩负义的， 是怯懦、虚假、伪善、嫉妒、对人满怀敌意的”，并提出人沾染恶习容 易，学习优秀品质难。由此，马基雅维利认为，在管理中必须使用 强制手段对人进行管理和控制，才能达到目标、完成任务，而且这 种强制性是可以不顾道德原则的。
在历史的发展中，到了工业化大生产时期，在市场经济土壤的 培育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下，为了获取利润的最大化， 古典管理理论在把人的本性看做“自私、懒惰、行为动机源于经济 诱因”的基础上，认为管理的任务就是告诉工人该怎样做，做什么， 并且监督他们。为完成此任务，在管理中必须采用“胡萝卜加大 棒”的强制性管理方法，强化指导和控制，强化规章制度和监督，尽 可能把管理活动纳人一个具有严格的责权利规定的机械式的体系 之中。在此后的管理历史发展中，虽然有对人之“善”的一面的认 识改善，如“社会人”假设和“复杂人”假设等，但综观20世纪80年 代之前的管理思想，其强调强制性的管理方法未改初衷。
虽然西方管理强制性的方式极其突出，但应当看到，它并不是 片面地追求强制性的控制方式，与此同时，它也注重非强制性的德 治内控方式。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包含有丰富的 伦理内容，他把道德视为政治管理的基础，开启了以道德的非强制 性为手段的管理方式。
因此，从管理方法上说，东西方管理思想实质上都强调强制性 和非强制性方法的并用，不过，在这个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和 次要方面的认识大为不同罢了。从东方管理来说，它强调非强制 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西方管理来说，它强调强制性是矛盾的主 要方面。而从管理发展的秩序看，当管理的强制性相当完善的时 候，非强制性就应当化次为主了。这正是呈现为柔性管理的东方 管理思想日益受到关注的原因了。
柔性管理强调变化中求稳定,稳定中求发展，对此，东西方管 理虽都有变化和稳定的共存,但各有侧重和特点。
东方管理主张“执经达权”的经权观。其中，“经”指变屮不易 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 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的方法和策略。经权结合就是要求管 理者要在把握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顺应瞬息万变的内 外环境，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内容，从而 达到执经的管理结果。
一方面是“达权”，即顺应瞬息万变的内外环境，根据不断变化 的情势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内容。如孔子所言君子之于天下 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〇意即对于世界上的事情，没有规 定要怎样做和不怎样做，怎样做合理就怎样做。在管理中正是如 此，要真正达到中道，就必须审时度势，合乎时宜，在不同条件下因 时制宜地用“中”。兵家亦十分重视这种动态管理，《晋书•宣帝 纪》中就言:“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认为这样才能“度形势，施权 变”(《吴子•应变》），才能“因敌变化而取胜’’(《孙子兵法•虚实 篇》）。这种认识实际上就是《中庸》中的“时中”思想：“君子之中庸 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无忌惮也。”这里，“时”是一 个重要因素。由于在管理过程中，管理环境、条件与需要解决的矛 盾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化发展的，因此，在某种条件下是“中”的东 西，在另一种条件下就不一定是“中”，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 的不变的管理模式。为防止管理僵化，失去弹性，最好的管理方法 就是“时中”，即强调变化。
另一方面是“执经”，要求管理者在应用动态管理时，也要保持 管理的相对稳定性。《韩非子•解老》中言:“烹小鲜而数挠之，则 贼其泽r冶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强调保持制度的稳定性。王 安石在《道德真经集义》中也讲：“动而不知反于静，则失其主矣。” 强调变化的目的是为了保持组织的稳定。
由于受到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中国形成了反对 冒险、力求稳定、少走极端的管理思想，表现在管理行为上则力求 使事物不致处于过分偏离稳态的“过”或“不及”的状态，而能保持 中和、适度、协调、平衡，因而在“执经达权”的矛盾上比较明显地表 现为稳定为主而变化不足，即在稳定中求变化。
西方管理对变化和稳定的看法总体上与东方管理趋同，也就 是二者兼顾。比如占典管理理论在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相对稳定的 条件下提出的一系列管理思想，就非常强调管理的稳定不变，强调
O勾承益、李亚东译注:《论语白话今译》，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37页。 组织的理想化、模式化和管理的系统性、计划性和程式化。而在企 业经营环境明显变化时，行为科学和权变管理学派则强调，如果因 为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墨守成规，不顾存在的许多不确定的因 素，不顾外部环境的变化，把计划、系统看做一成不变，就会造成不 应有的损失，因此他们非常强调管理的灵活性、权变性、非程式化 的一面，要求管理者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内外条件的变化，随机 制宜地进行管理。
与东方管理比较而言，西方的管理形态是在商品交换的生产 方式下发展起来的。为了适应剧烈变动的商品经济生活，它不得 不要求经常地超越和打破自己的管理规范，不断进行管理思想和 理论的革新和创造，以使工商业主和资本家获取更大的利润。因 此，在变化和稳定的矛盾中，它更倾向于以变化求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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