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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中国式管理具有显著的战略特征，这绝非意味着中 国传统管理方式就是一种军事战略的管理方式。
中国传统管理方式无论从总体上还是细节方面来看，无不 渗透着艺术的精神。所谓艺术的精神，并非指音乐、美术、舞 蹈等具体艺术门类的精神，而是一种个人化的、非标准的、经 验性的实践原则。中国式管理由于对艺术原则和方法的过分推 崇，从而在总体上形成浓郁的艺术化特征。
管理的科学与艺术之争一直是困扰人们的一大难题。从学 科的角度而言，管理是管理学这样一门现代科学的研究对象， 其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哈罗德•孔茨就曾指出：管理作为一 门科学尽管是粗糙的，但毕竟已有了它自己不同于其他学科的 独特的学科知识体系。而从实践的角度而言，管理活动中又总 存在着诸多的随机问题和现象是现成的科学理论与方法所无法 解决（或者无法及时解决）的，因而管理者不得不采取某种 看起来颇为主观化的艺术方法进行处理，由此我们又不能否认 管理的艺术性。对此，法约尔早就有过论述，“在管理方面， 没有什么死板和绝对的东西，这里全部是尺度问题。我们在同 样的条件下，几乎从不两次使用同一原则，因为应当注意到各 种可变的条件，同样也应当注意到人的不同和注意许多其他可 变的因素。”原则的应用“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艺术，它要求的 是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0事实上，管理毋宁说是 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这一结论在今天已获得理论界和实践 领域较为广泛的认同。
我们所要讨论的中国式管理的艺术性，不是从上述的一般意义来说的，而是注意到中国传统管理方式对艺术原则和方法 的过分推崇，从而在总体上形成浓郁的艺术色彩。当然，这一 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与西方科学管理原则的比较中得出 的。我们注意到，尽管西方现代管理学承认管理并非适用严格 的科学规律和原则，同时对管理活动的艺术性给予较多的关 注。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现代管理学在总体上仍然是把管理 活动当做一种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待的。在这样一种前提下， 所谓的管理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有其科学的基础，也就是说，在 西方现代管理学体系中，管理艺术是建立在管理科学基础之上 的一种艺术。例如，哈梅尔就认为，“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无 非就是对两样东西的追求：让管理更加科学，让管理更富人性 色彩。认为对后者的追求比对前者更开明，这是一种完全错误 的看法”。G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管理方式无论从总体上还是 细节方面来看，无不渗透着艺术的精神。所谓艺术的精神，并 非指音乐、美术、舞蹈等具体艺术门类的精神，而是一种个人 化的、非标准的、经验性的实践原则。
性，这一点从根本上区别于我们一般所言的管理艺术的范畴。 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中国文化建立在一种伦理主 义的基础之上，而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则建立在科学主 义的基础之上。中西文化的这一区别决定了两种文化背景下管 理方式的殊异。西方科学主义传统在古希腊时代就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当毕达哥拉斯醉心于数学研究的时候，中国的思想圣 人孔子正在奔走于传播“仁爱”的漫漫长路上。由此可见， 中西文化从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前800〜前200) 就踏上了殊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腊时期的科学研究与 发展不仅是部门性的，而且对整个社会文化起到了基础的作 用。例如，在西方自然哲学的思想体系中，我们很容易就能体 味到早期科学发展的气息。进入近代以来，哥白尼的天体革命 和笛卡尔的反思哲学从世界观的高度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新 纪元。关于理性主义的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在我们看来， 理性反映了作为主体的人以某种确定的认识前提为指导的原则 化的生活方式。当然，如果不对理性的科学基础加以揭示，则 很容易忽略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重要区别。事实上，笛 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一方面高扬了人的主体反思性，另一方面 也以修正的方式肯定了科学的普遍指导意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代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又表现为以“效用”为主要准则的“技术理性”。G虽然我们时常对“技 术理性”的片面性、无节制性加以垢病，但不可否认的是， 近世以来的社会发展与进步首先应归功于技术的发展及其推动 下的人类“技术理性”的普及。20世纪初期，当泰勒提出科 学管理理论并付诸工厂实践时，这种“技术理性”便得到了 显著的发挥。尽管科学管理理论的效率原则后来逐渐被人际关 系、组织生态、组织文化、社会资本等新颖的管理理念所超 越，但其科学基础可谓牢不可摧。
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因子则要薄弱得多。中 国古代曾经产生过杰出的科学成就，例如在天体观测与记载、 算学与计数学、医学与药学方面，中国古代科学就做出过一些 开创性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成就并未能带动中 国古代科学的整体大发展。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学者一般倾向 于引述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 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 的中国发生。在李约瑟看来，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古 代的“封建官僚制度”，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并且 由皇帝直接管理官员。这种制度虽然便于有效地发展科技，但 其负面效应却相当突出。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加上通过科举 选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开发领域
在我们看来， 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思想只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染下的一个表 现，其所反映的战略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的影响。 这一点在军事管理上的体现自不待言，同样也体现在政治管 理、经济管理、家族管理和自我管理方面。例如，在政治领 域，不“涸泽而渔”、实行“仁政”是古代政治管理的一贯主 张，“韬光养晦”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奉行原则；在经济管理 中，中国古代统治者往往根据政治、军事行动的需要，而非严 格按照经济发展规律，适时调整管理方针，如在开国初期实行 减轻税赋的调控措施；中国传统家族管理方面的“战略”倾 向，则表现为要求个体行为必须符合家族声望和名誉，并以 “光宗耀祖”为必然追求；而在自我管理方面，“知恩图报”、 “送人情”、“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都是典型的“战略” 管理原则。当然，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管理方式具有“战略” 性的特点，仅是从整体上做出的判断，是对中国传统管理方式 总体风貌的一种近似的注解。
中国式管理战略特征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从历史上 看，战略思想最初来源于军事斗争，然后依次扩大到政治、经 济、文化领域。中国古代军事斗争的重心从很早起就由兵力、 武器的角逐转向双方指挥人员的谋略竞争上来。“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篇》）， 由此可以看出对谋略的重视程度。为什么古代军事斗争的这一 特点能够深刻地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呢？在我们看来，儒家 所宣扬的“仁爱”、“贵和”思想以伦理道德、人际规范的双 重力量遏制了日常生活正常的竞争态势，使得人性当中的竞争 欲、征服欲不能诚实地展现出来，而只能演绎于内心之中，因 而造成中国人内向、善谋的文化性格。因此，中国人的谋略意 识可以理解为人性本能对伦理强制的一种内心反弹，也就是 说，中国人传统的竞争方式更多地体现为心思的竞争而不是公 开的竞争。客观地讲，这种内心化的竞争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影 响是极为深刻而久远的。内心化的竞争是隐蔽的，也是难以规 制的，由此可以造成个人意志的无限发展、膨胀。在缺乏严格 而富有针对性的社会规范的制约下，谁也无法保证这种经过不 正常运行过程的个人意志不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中国有一句 俗话，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以无奈的方式显示了个人出 于保护自己而对他人作出防御态势的下意识。当然，我们在此 只是指出了一种极端现象。应该承认，崇尚谋略思想的文化传 统也造就了中国人深思熟虑、计议严谨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 方式在处理人员管理、危机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式管理的战略特征也来源于传统思维方式 的影响。一般认为，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分析式的，而中国 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式的。这种综合式思维方式强调的是从 整体、过程、流变、动态的角度考察对象，以一种“统观” 的方式，把事物及事物间的联系视为一个系统，并肯定系统、 要素内外的依存性、关联性。“整体”概念是中国传统思维方 式中极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它处于最高的“道”、“太极”的 高度。在“整体”的视野下，又衍生出两面、对立、统一、 互动等观念。因此，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也具有强烈的辩证意 味，体现为有机性、整体性、系统性、连续性的统一。G关于 这种整体、辩证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上文所分析的中国传统管 理方式的全局意识、长远意识中体会出。应该说，中国传统的 综合式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无标准的左右摇摆的不确 定性，具有较显著的主观随意性。总体看来，综合式思维方式 缺乏对细节的充分重视；由于不具有客观标准，也往往出现以 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的缺陷。同时我们也应承认，在当代西 方分析主义思维的框架下，中国传统的综合式思维方式也逐渐 显露出其独特而富有价值之处。“西方人往往可以用分析的方 式解决科学或技术的问题，但东方人可以运用他们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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