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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化的管理，由此形 成“一长制”、“一言堂”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最常见的两种组织形态是家族和国家，并且 正如我们一直所强调的，两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成“同构” 的态势。由于中国古代农业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以及商品经济 的极不发达，原始部族社会的家庭特征在中国并没有像在西欧 那样出现充分的瓦解，即家庭并没有从氏族之中彻底独立出来 而成为个体单元。正是由于这一点原因，家族和国家成为中国 古代社会仅有的两个起决定作用的组织系统，家与国的这种近 距离接触和“对峙”的社会特征为“家国同构”准备了物质 条件。当然，人们可以选择从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 的视角来理解“家国同构”这一概念。但在我们看来，其重 要的意义无疑在于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结构特性。
对于任一组织而言，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和维持一 个高效率地实现管理目标的组织结构。然而正如世界上没有完 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也没有完全相同的组织形式，每一个 现实的组织在其结构方面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0马克 思•韦伯曾从总体上把组织划分为神秘（克里斯玛型）组织、 传统型组织和法理型组织三种类型。神秘组织是指靠某一神化 的伟大人物来维系的团体或运动，如宗教组织；传统型组织是 指传统的宝塔式结构组织，实行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威和强制， 如封建国家；而法理型组织则是指以法律为权威和依据，按照 公平、民主的原则而建构的组织，“依靠对法律条款之有效性 和客观性‘功能’的信任而实行的支配民主政府、企业 等现代组织是法理型组织的代表。显而易见，中国古代国家与 家族两种组织属于韦伯所谓的传统型组织。因为它们“统治 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遗传下来的（‘历来就存在的’）制度和统 治权力的神圣的基础上，并且也被相信是这样的”，“统治者 (或者若干统治者）是依照传统遗传下来的规则确定的，对他 们的服从是由于传统赋予他们的固有尊严。”®这种基于“遗传”规则的统治传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突出特点。同时， 传统型组织“不是服从章程”，而是服从“由传统或由传统决 定的统治者所任命的个人”，“这种传统的任意专断，主要是 由于恭顺义务的服从，原则上讲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由此 看来，传统型组织在很大程度是与专制统治、人格附庸紧密相 连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的纲常教义得到验证。
在我们看来，传统型组织的“遗传”规则在中国古代主 要体现为血缘家庭关系的普遍影响。血缘家庭关系在本质上是 一种自然关系，它“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 中起着决定作用”，@并成为人类社会最初的集团形态——氏 族的组织原则和基础。一般认为，西方文明较早地实现了由自 然的血缘关系向自主的地缘关系的转变，从而摆脱人身依附， 充分发展了自由独立的人格。而在中国古代，血缘家庭关系始 终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尽管中国古代也存在着地缘关系， 但这种地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残留着血缘关系的固有特 征。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中国古代血缘家庭关系与政治生活 的联姻便形成了“君是国父，父是家君”的同构一体。“一定 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
“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 人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尚书•汤浩》）。显然，过 于个人化的管理难免要受到个人非理性因素，如无意识、直 觉、情感、情绪、意志、欲望、信仰等的制约。我们知道，与理性因素相比较，非理性因素具有自发性、偶然性、突发性、 非逻辑性等特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古代管理的个人专 制传统预留了滋长的空间。与科学认识的理性、一般性和高度 抽象性相比，个体的经验认识通常是感性的、形象的、会意 的。感性认识往往停留在对事物表象的感觉和知觉上，其距离 对事物本质与规律的认知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在我们看来， 这一点足可以构成中西文化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对于 像昼夜的周而复始、人的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早期的人类都 长期保持着原始的感性认识，但却是西方人率先实现了科学突 破，提出了天体的自转与公转、人体体液失衡与病变等规律性 认识，而中国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维持在浑天说、阴阳失 调等感性的认知层面上。这种感性的认知方式在中国传统管理 中也有较为显著的体现。
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天 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还是老子的“无为而治”，都 具有强烈的感性色彩，同时也缺乏逻辑必然性。当然，逻辑必 然性的缺乏并不能否定结果的必然性。事实上，经验的一个令 人费解的地方就在于此。我们注意到，中国古代管理的经验有 许多是采取例证或者“隐喻”的形式获得表达的。如老子的 论断“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并没有抽象 出如何做到“治大国”的具体方针、办法，而只是通过形象 的列举或比喻，给人以一种直观的提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 提示不能直接用于管理实践当中，而需要管理者经由充分的主 体体验、反省才能得出为自身所掌握的实用原则、方法来。从 这一点上来说，所谓的经验又都具有可阐发性，其实际效用在 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阐释者个人的素质、品格及领悟能力。同样 一本《孙子兵法》，不同的管理者可能感受到迥然相异的启 发，因而也就产生不一样的管理价值。相比较之下，对于抽象 的、一般的科学原理而言，在其传播与传承过程中，受主体主 观因素的影响要小的多。这也正是我们把西方现代管理称为科 学管理，而视中国传统管理为艺术管理的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管理艺术的存在有其客观和主观的两方面原 因。从客观方面来说，资源、市场、规则、技术、文化等环境 要素的不确定性，使得既有的科学管理方法无法解决（或者 无法及时解决）一些随机的问题，因而管理者不得不釆取某 种看起来颇为主观化的艺术方法进行处理。从主观方面来讲， 每个人的思维结构和行为方式都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管理者在 特定问题或任务上的认识、态度以及处理方法可能表现出显著 的差异，此即所谓管理风格艺术。在现代管理学体系中，管理 艺术在总体上是作为一种应对环境不确性的“挽救策略”而 存在的。一旦这些不确定因素当中的一部分因素出现确定化， 那么现代管理学在原则上是倾向于诉诸实证手段的。关于这一
点，我们可以从组织心理研究中有所体会。
在中国式管理中，管理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绝对的意 义。首先，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发挥到极 致，从而使管理成为一种纯粹的操作艺术。例如，中国古代的 权谋现象就是这一特点的典型体现。上文我们所提及的法家 “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王道理论，与其称之为政治哲学， 尚不如叫做专制艺术。其次，中国式管理艺术的另一个重要特 征是求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也就是说，总体上长期延续着直 觉、直观的管理思维。比如，孔子的“默而识之”，孟子的 “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 物”，等等，无不把人的直觉体悟提升到极其重要的高度。在 我们看来，这种直觉思维由于排除了逻辑、分析的可能，从深 层次上造成了中国传统管理向来不注重细节、标准、效率等科 学原则的文化性格。
由于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格局与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式 管理在伦理、战略、艺术等维度上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风貌与旨 趣。首先，浸淫于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之中，中国式管理也具 有鲜明的伦理特征。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对“和”的追求是实在的、功利的，有时甚至是妥协的。由于这一点原因，中 国历史上形成了一种颇为奇特的传统，就是“不求无功，但 求无过”、“无过便是有功”的管理理念。在这样一种理念下， 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在很大程度上由生产力标准偏向人际关系 的“一团和气”上来。在“儒表法里”的中国传统社会中， 儒学所鼓吹的“仁”往往成为统治者的特权和被统治者的义 务。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仁”、“法”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都不具备明确的客观性，而是归附于权力，因而人 们对道德和法律的遵循时常转化为对执法者个人的顺从。其 次，现代西方管理学比较注重即时、实用、有效的原则，具有 很强的“战术”色彩，而中国式管理思想则往往从更为系统 和长远的高度来思考管理问题，通过把握全局进而处理细节， 因此具有显著的战略特征。崇尚谋略体现了中国人成熟稳重、 行事谨慎的文化性格，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人缺乏冒险精 神和竞争意识，同时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诱发虚伪、 算计等丑恶现象。大局意识和长远观念使中国人在处理当下问 题和未来问题时常常难以把握其间明确的界限，从而模糊地混 为一谈。例如，“事不过三”、“下不为例”等原则就是这种模 糊性的体现。再次，中国式管理由于对艺术原则和方法的过分 推崇，从而在总体上形成浓郁的艺术化特征。在西方现代管理 学体系中，管理艺术是建立在管理科学基础之上的一种艺术，
而中国式管理艺术则表现为一种个人化的、非标准的、经验性 的管理原则。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发挥到极 致，从而使管理成为一种纯粹的操作艺术。这种管理艺术往往 又把人的直觉体悟提升到极其重要的高度，由于其排除了逻 辑、分析的可能，从深层次上造成了中国式管理对细节、标 准、效率等科学原则的轻视。
作为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管理离开特定的方法 是须臾不可的。适当的管理方法在现代管理体系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从广义来讲，管理方法是指用来实现 管理职能的手段、方式、途径和程序的总合，或者说 是实现管理目标的精神性工具和手段。由于管理系统 的复杂多样性，现实中的管理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以管理过程为标准，管理方法可以划分为预测的方法、 组织的方法、协调的方法、反馈的方法等；以部门为 标准，又有生产管理方法、营销管理方法、财物管理 方法、人事管理方法等；以学科基础为标准，则存在数 学方法、统计方法、系统方法、心理学方法等；从层次 上来划分，大体上又有普遍的方法、通用的方法、专门 的方法，0等等。此外，从总体上还可以将管理方法一 分为二，即科学的方法和艺术的方法。在此，我们主要 从管理过程这一角度，具体分析中国式管理的组织方 法、决策方法以及协调方法，并揭示其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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