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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公司里没有事情可做时，他就感觉到 冷落，就不愉快；一个人有了 . 事情可做时，假如是他不能负荷的，或者是根本不想做的，他也会不愉 快。所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管理者给员工安 排工作的时候，要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考虑。
在我当领导时，对一名新进的员工，前三天 我是不会让他去工作的。我会安排主管带他到每个 地方去了解，让他对公司的整体业务有一个初步的 认识，这样他才知道他所做的工作与别人有什么关 系。然后我只安排他先做三件事情，如果他做得很 愉快，效果也很好，我就再给他做另外三件事情， 如果他仍做得很愉快，我就继续给他增加新的工 作。这样，他每天工作得都很愉快。
但是我们许多人全做错了。一名新员工进来 以后，主管就会交代他说：“这堆工作是你的！” 至于员工自己是否喜欢，是否有能力承担，完全不 予考虑。结果新员工的做法就很简单，他就会在诸 多的工作里面选：喜欢做的，他就去做；不喜欢做 的，他根本不做。
人会记住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很自然会忘掉自 己不想做的那一部分。这就是人性。如果管理者不 站在员工的立场来考虑，把工作一下子全部交给了 员工，并在他不喜欢做时一味地加以批评和指责， 这就是不尊重人性。
天大，地大，人也大。人性的尊严是管理者应 该重视的课题，不能使员工因为丧失尊严而不安。
人不安是一切管理问题的主因。所以人是管理 的主体，不是管理的对象，不应该称为人力资源。
中华民族为什么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因为中华 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包容性非常强，不会排 斥任何外来的文化。我们虽然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 的挑战，但都能够很合理地加以应对，做到持经达 变。我们的变本身是有原则的，即当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我们会很妥善地把它安排在我们中华文化 的架构里面，而不是盲目地把外来文化放在自己头 顶上，所以不会乱。
什么叫“持经达变”，就是自己有一套不变的 经，经就是“常”的意思，这个常道是不能变的。 比如说孝顺父母，有孝心，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是 绝对不能变的。
我们信奉阴阳文化，所以老子认为，世间所 有的道理，其实一句话就讲完1，叫作“一阴一阳 之谓道”。难怪老子的智慧是非常高的。到底是 “阳”大，还是“阴”大？中国人只有讲阴阳，没 有人讲阳阴，所以“阳”比较大。我常常问别人： “你很懂得《易经》，那什么叫太极？ ”却没有人 能够正确解释。有的人一天到晚打太极拳，讲半 天，也讲不出什么叫太极，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其 实，我们如果知道为什么男人把自己的另外一半叫 太太，就可以理解什么叫“太极”了。
“太”字，在《易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思想。“太”字等于“大”和“小”两个字的相 加，意思就是大起来很大，小起来很小。因此，太 极大的时候，其大无外，大到没有外面；太极小的 时候，其小无内，小到没有里面。所以中国人很聪 明，把自己的爱人叫太太，意思就是说大起来，她 比谁都大；小起来，她比谁都小。一位太太只要记住该大的时候，我才大，该 小的时候，我就小，她就很容易和她的先生相互配 合。假如她什么时候都想大，自己的丈夫就会变成 “小先生”，很快就会跑掉了。大男人是喜欢“小 女人”，不太喜欢“大女人”，所以只要你是“大 女人”，就不可能选择大男人做丈夫，最后只有可 能和“小先生”一起生活。
中国人其实一切事情都包含在《易经》的道理 里面，根本无法摆脱的。我们把《易经》的道理搞 得一清二楚了，就会对中国社会，包括整个世界都
了如指掌、完全清楚。
我们的“经”叫作“有所不变”，“权”叫作 “有所变”。该变的时候，你放手去变；不该变的 时候，要坚持原则，绝对不能变。
做人比较了不起的办法，就是你有几个原则是 不会变的，这样人家才有办法和你配合。你什么都 不变，怎么都不变，那人家怎么和你配合？所以， 中国人之间有默契，就是因为“日久知人心”，大 家相处久了以后，慢慢知道对方的原则是什么。而 且中国人的原则是不说出来的，这样才会自留余 地，大家才会彼此都安。
全世界最会变的就是中国人。《易经》这本 书最早叫作《变经》，后来有人很怕人们受它的影 响，所以赶快把它变成《易经》了。“易经”这两 个字是我们经过长期历练，才知道不可以轻易说变 的结果。但是，我们现在不断地听到西方传过来的 话，叫作“求新求变”。中国在六千年前就已经吃过这个亏了，希望大家要小心。
人性有常也有变，并不是求新求变。求新求 变，大家不能安。我们要变，是为了安而变，不是 为了制造不安而变。依据常道而应变，才符合人 性。有原则地应变，大家才能安。
我们现在许多人是为了赶时髦而变，结果使 得小孩子根本没有办法读书。他们就为了两个字： 名牌。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衣着是很简单的，上学 只有一件衣服，就是制服，因此每天早晨起来根本 不用动脑筋，穿了制服就走了。现在有的小孩子的 衣服很多，结果每天起床后就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 了。有一位棒球名将，他有一百多套西装，但他每 次要出门时都很苦恼，因为不知道穿哪一套最合 适，每穿一件后，看看不对，就脱下来又换，结果 衣服换了两个小时还出不了门，痛苦不堪。谁让他 买那么多衣服呢？这就是我们人类自己找的麻烦， 但是大家却认为这很现代化了。
所以，我们往往有种错觉，认为当生活很充 裕、有很多选择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快乐。其 实很多人都是在和自己过不去，不是变得越来越聪 明，而是越来越困惑和不安了。
一个人站在不变的立场来求变，才不会乱变。 只要我能够不变的，就不要变。不变很好，为什么 要变呢？不变不好，才来变；不变不行，才来变； 非变不可，才来变。
要不要变？就是看他是越变越安，还是越变越 不安。不安才变，安就不要变。如果越变越安，当 然要变；如果越变越不安，你要小心了，因为变得 越快，大家越痛苦，你迟早会把自己搞垮的。
经权之道，符合人性的需求。无论是一个人、 一个家庭或者一家公司，我们先把经定下来，然后 持经达变，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以不变应万变， 是我们中国人的最高管理智慧。管理者有原则地应 变，才不致乱变，大家才会心安。
一家企业建立起来的“经”，就是企业文化。 任何一家公司要把企业文化先定下来，企业文化不 能说变就变，否则就是乱变，企业迟早是要完蛋 的。然后我们用这个不变的原则来应对万变的现 象，这样叫作“随机应变”。而变的效果如果使员 工很安，公司很安，生意越来越兴旺，这样的变就 是正确的。如果变的效果不是这样，就要赶快去调 整。但是要调整的不是你的原则，而是你的方法和 措施。所以方法、方式和态度可以变，原则不能 变，你变到没有原则，那就是乱变。
坚持原则的人，往往过分固执，不容易合理应 变。善于应变的人，却又不容易坚持原则，以致流 于圆滑。我们必须既坚持原则又合理应变，才是内 方外圆的圆通。
一个人坚持原则到完全不能应变，就太方正了。 人太方正好不好？孔子说，一个人为什么那么容易 上当受骗，就是因为太方正了。“君子可欺以其方”， 君子是很容易上当的，小人往往是很容易得逞的，就 是因为君子多半没有什么应变力，人家稍微骗你一 下，你就信以为真了。车轮，一定是圆形的才能转动, 而方形的是根本无法转动的。一个人正直是很重要 的。如果内心很正直，表现出来也很正直，就完全 动弹不了，那有什么用呢？为什么我们历史上的好人都死得很早，小人都很得意，这完全是君子的过错， 和小人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责任推 给小人，所以永远不会进步。
社会动乱，小人得志，是君子没有尽到责任的 结果。我们中国历代好人往往斗不过坏人，他们往 往有很好的志向，有很好的能力，但是最后都被小 人害了。好人要学一套可以打败坏人的功夫，这个 好人才可贵。如果好人只是整天说：“我是好人， 你们不能骗我，我很容易上当的；你们不能打我， 我打不过你们的。”那做这样的好人有什么用？我 们的社会进步是不能寄望于这种好人的。
我们要坚持原则没有错，但是首先要外圆，然 后才可以内方。没有外圆来保护，这个内方是迟早 会破碎不堪的。说得更清楚一些，方的东西要靠圆 来保护，否则，有棱角的方一定会被碰伤的。
我们要记住，一个人不能不应变。但是，善于 应变的人，多半很圆滑、很滑头。中国人最讨厌的就是圆滑，你喜欢做一个滑头的人，你喜欢做一个 很圆滑的人吗？不喜欢。但是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 话：“要想做官，就要圆滑一点；要做大事，就要 圆滑一点。”其实全错了。做中国人只能圆通，绝 对不能圆滑，就这么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同。
坚持原则的时候，你才可以圆通求变；可是当 圆通求变的时候，你又不能忘掉原则，这才是内方 外圆的圆通。否则的话，就是滑头。
前面已经说过，西方人把“善”建筑在“真” 的上面，偏向于坚持原则，不能应变。我们中国人 把“善”建立在“美”的上面，必须内方外圆，才 能增进效果。西方管理的合理化，仍旧以科学的“真”为 基础，只问“对”或“不对”。“对”即合理， “不对”便不合理。中国人则认为“把事情做对， 并不表示把事情做好”。“好”是“圆满”的意 思，我们在“对” “不对”之上，还要看它做得“美” “不美”。中国管理的合理化，说起来在追求“公平” “合理”，而其根源，则在《中庸》所 说的“发而中节”。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人，人必有“情”。 情未发叫作“中”，发而皆中节叫作“和”。管理 的效果，最后表现在“和为贵”上面，便是“安 人”。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地有地道，而天时、 人和、地利之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组织内一片和谐，真正安人，自然公平合理，否则 争争吵吵，派系林立，各不相让，彼此不安，那就 是不合理。
中和之道，即是中道，成于人类本性中直觉 性的活动，而为人与人间交互关怀的沟通管道，称 为“仁道”。孔子把“义”提升为“仁”，便是在 “无可无不可”之中，一任直觉而恰到好处，这是 实践“M理论”的最高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唯 有如此，才是真正的管理人性化。
西方管理者必须力求创新，标榜自己的所作所 为与以前的管理者截然不同。长江后浪推前浪，他 们依据此自然现象，推翻了前人，也无可奈何地等 待后人来推翻自己，而美其名曰“进化”，其实是 说不出来的悲哀。
中国管理者必须重视传承，必须推崇“萧规 曹随”，对于以前管理者赞扬备至，声称一切良好 基础都是前人所奠定，今人不过追随前人的脚步， 继续向前推进而已。中国人实在聪明，深知生命有 限，自己总有一天要退休或死亡。现在捧别人，将 来别人捧自己，大家都有面子，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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