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模仿周总理笔迹诈骗20万的王倬,下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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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纠集叛匪,对我军驻拉萨部队发起进攻。虽然我军及时出兵解决了叛乱,但为了祖国的长治久安,让西南的国防更加稳固,也让西藏的民主改革畅通无阻,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西藏的相关事件,尤其是宗教工作都成为了全国人民关心的头等大事。

可谁能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利用人们广泛关注西藏宗教工作的时代背景,竟然明目张胆地冒充周恩来总理,对央行实行诈骗,涉及金额高达20万元。

60年代,模仿周总理笔迹诈骗20万的王倬,下场如何?

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都知道,60年代的中国经济情况还不乐观,当时的物价水平也比较低。如果说谁真的是个万元户,那么也足够上一次富豪榜了。

因此,这起诈骗案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来说,都是60年代的大案。那么这起案件的主犯到底是谁?他又是如何实行的诈骗?司法机关又是如何量刑的呢?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紧急信件

1960年的一天下午,一个自称国务院办公厅的人,来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传达室。手上还拿着一封文件,牛皮纸信封外面写着“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八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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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旧址

传达室的同志不敢怠慢,赶紧联系了行长,对这位国务院来的同志进行接待。

信件的内容非常简单:

“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信纸的左上侧还写着一行字:“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落款是“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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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的周总理签名和批示

一看是周总理做出的批示,行长哪敢怠慢,马上就让秘书请示当日值班的计划局王副局长。王副局长一看,总理办公室下发的紧急信件,也没来得及辨别真伪,就赶紧当成了紧急任务,下发通知,让发行局的同志急速办理。

因为现金金额较大,这些现金足足装了两个麻袋。

在这期间,副局长不只一次接到了催促的电话,那人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停询问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当天晚上,发行局朱科长就带着两名干部,按照那人约定的地点,将钱送到了民族饭店,交到了一个自称赵全一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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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觉得对方是总理办公室的人,加上事情又这么急,发行局的同志非常热心地提出帮他把钱送到楼上,却遭到了收款人的谢绝。

收款人拿到钱后,扭头就要走,发行局的同志赶紧叫住了他。20万可是一笔巨款,没有相关收据,自己到时候可说不清。

收款人立马从自己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了一个黑色的笔记本,撕下了一页纸后写了一个收据,并且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一枚印章,盖下“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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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儿,熟悉这些流程的朋友应该也发现了,这些操作其实多多少少有些不符合程序。但当时因为是总理办公室的紧急信件,所以央行的同志们才想着“后补”。

本以为总理办公室会主动来找他们补手续,结果等来等去,却始终不见有人来提供资料。央行的同志这才找到了总理办公室,结果一问才知道,原来自己被骗了!

成立专案组

这起涉及金额巨大,冒充国家领导人的案件,很快就震动了党中央,周总理还亲自做出指示,要求公安部迅速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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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局的同志描述,这个人大约30岁,身高170公分,瘦长脸,北方口音。警方根据这些描述绘制了画像,在群众中传阅。

60年代的刑侦技术可不像现在这样完善,没有摄像头,更没有网络,这起重大的刑事案件,其实真正留给警方的线索并不多。

眼下只能从物证着手。

犯罪分子留下了一封信,嫌犯用的是浅棕色的牛皮纸,信封的落款处有一行红色的铅字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另外还有一行毛笔字“速送(限下午五点四十分前送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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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作案使用的信封

经过行政部门的初步鉴定,罪犯所使用的信封确实是国务院的信封,只不过这不是一个新的,而是一个旧信封。可这类文件都属于政府机关文件,普通老百姓根本拿不到。

后来刑侦部门又对犯罪嫌疑人开出的收据使用的纸张进行查对,发现这种本子从1952年就已经停止生产,市面上没有出售,只有机关内部的人员使用。

种种线索都表明,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个机关内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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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伪造的周总理批示和使用的信封

而罪犯来到央行的时间正是上班时间,所以警方开始对当天请假或者被开除的人员进行重点筛查,希望能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正在警方夜以继日,寻找嫌犯的时候,一个电车的女售票员来到了外贸部反映情况。

线索指向了外贸部

女售票员说:“他一上车我就觉得不对劲,无论是年龄还是长相,都跟警察同志描述的特征一模一样。而且这个人的情绪不太对劲,上车以后也不敢看别人,坐在座位上一直叹气。后来他下车,我看见他走进了外贸部!”

这个消息让警方喜出望外,难道他们要找的人就在外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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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部有将近2000名职工,经过警方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地调查,最后将嫌疑人锁定在了一个名叫王倬的人身上。

为了慎重起见,专案组并没有惊动王倬,因为他们现在也不确定,王倬究竟是独自作案还是团伙作案?

警方安排了便衣,在王倬上下班的必经之路设置了监视点,监视着王倬的一举一动。

结果,警方却突然发现,王倬正在屋子里烧东西,还把烧下来的东西送到了胡同口的垃圾站。发现这一情况后,侦查员把自己打扮成捡破烂的,来到了胡同口的垃圾站。不大一会儿,提着一堆的煤灰和纸灰回来了。经过技术鉴定,王倬焚烧的东西竟然是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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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辛苦赚来的血汗钱,谁舍得一把大火烧了呢?很显然,王倬烧掉的这笔钱,大概率是不义之财。

掌握了这些证据,警方火速出动,将正在家里的王倬进行抓捕。正所谓人赃俱获,犯人是抓到了,可赃款又在哪呢?

警员们几乎把院子翻了一个底朝天,却连一张人民币的影子也没见到。难道王倬把它们都烧了?

刘汉臣处长是一名资深的警员,有着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他指了指铁炉子,又指了指半人高的蜂窝煤堆:“小心点搬开,我想应该就在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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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搬开煤堆后,几铁锹下去,一块毡布露了出来,里边足足两大箱的人民币!

悔不当初

王倬在被抓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且如实交代了自己全部的犯罪过程。

王倬小时候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孩子,经常打架斗殴,还加入了当地的青帮。可他也算老天眷顾,有一个十分聪明的脑瓜,因此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后来考到了东北大学的经济系。

再后来王倬凭借自己名牌大学毕业生的身份,成功进入了外贸部出口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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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王倬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太贪财。他看到别人做生意赚了钱,每天开着小汽车出门,住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他也就眼红心热。

王倬也不是什么都没尝试过,他也办过杂志,还倒腾过银元,花样没少搞,但钱却没有挣多少。还有好几次,倒赔了不少积蓄进去。

王倬因此动起了歪脑筋,既然这些门路走不通,那就学别人行骗。他的脑袋瓜聪明,没多久就从入门小白,成长了一名“资深人员”。

当时西藏的宗教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所以王倬就决定利用这件事为由头,到时候冒充周恩来总理,肯定能要来一笔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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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从报纸上找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签名,每天刻苦临摹,没用多久的时间,王倬就将周恩来总理的签名模仿得以假乱真。

他又从外贸部找到了一个原来国务院用的旧信封,找到了一些公文纸,伪造了公章。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王倬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伪造出一封假的文件了。

王倬的从容不迫,以及要钱的理由“充分”,央行行长根本没想到,这封国务院总理的紧急信件竟然是假的。而当时的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一个察觉到王倬的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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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倬本以为,等到20万到手,自己就可以飞黄腾达了。结果没想到,这笔钱却成了要命的阎王。他根本就不敢花,每天一想到这就心惊肉跳,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反而是被警方抓捕的时候,王倬长舒了一口气。他说自己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可以睡个踏踏实实的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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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处死刑。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为他荒谬的想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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