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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断制度是中国古代战略决策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高决策者对最终决策方案的定夺。议而不断,最终不能形成决策。

纵观中国古代的决策制度不难看出,谋士制度是在特殊环境,特别是在战时对决断时效性要求很髙的情况下形成的制度。由于谋士来源的广泛 性和其智慧的超群性,最高决策者与谋士的结合,使决策的效率大大提 高,决策的质量也高出一筹。议事制度在王朝建立前虽然也不可缺少,但 其作用更多的是在政权建立之后才能充分发挥。从建国之日起,先前的谋 士在自愿的前提下摇身一变成了决策机构中的官吏。谋士的游离特征消 失,制度化决策的特征加强。不管如何变化,决策中的“主断与众议”二 元的决策结构是中国古代战略决策的基本形态。它不是一种民主的决策形 态,但也不是“政皆独出”的独裁决策形态。在某一历史时期,这种偏重 于皇权的决策系统,会产生相当大的主观失误。但从总体而言,它的科学 性和客观性早存在于二元结构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失误往往因人而 异,这也是中国古代决策体系中的一大缺陷。

决断制度的核心是决断权的归属问题。它的形成过程,与政治制度的 形成是同步的。在夏、商、周“三王”时期,王是奴隶社会的专制君主, 王权往往与天命相结合,具有不可触犯的神圣性。《尚书•大诘》中说 “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休是美的意思,宁王之称当时指武王,意为 伐纣而安天下。显然,武王的权力,代表了天的意志。这表面上有教化的 含义,但实际上王权本身就拥有最髙的决断权,即使在众人反对的情况下 也是如此。如周穆王欲征讨犬戎,决策过程中祭公谋父反对,他告诫说 “先王耀德不观兵夫”,但最终周穆王还是出兵,“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 其后果则是“荒服者不至”,即不少边远地区的方国叛周而去在皇权时 代,秦始皇首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制度。在制度的框架 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同对,军事制度也体现了中央集权的 原则。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握有对全军的指挥权和决策权。皇帝根据 需要任命将帅和幕僚。将帅一旦任命,便拥有战场的决断权。

决策主体在行使决断权时,有时会造成盲目决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 种制度有其自身的重大缺陷。一人决断只是一种表象,它是建立在议事之 上的,是决策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农战”,秦 国综合国力由弱变强,这是商鞅的功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秦孝公最终的 决断,使变法得以实施;汉武帝在决策对匈奴是继续和亲还是用兵的问题 上,前后经过两次与大臣们的议事,最后才确定战略反击,从根本上消除 了匈奴的威胁。先议后断是中国古代决策的基本程序,对于重大的决策更 是如此。相反,在缺少集体智慧的前提下,皇帝虽然拥有决断大权,也常 常无计可施。北宋时期,宋与西夏战事紧急,辽乘机索取岁银,朝廷派富 弼与辽议和成功,解除了辽的威胁。当宋仁宗要给他赏功时,富弼却坚持 不受,并说:“增金帛与敌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讨元昊,未暇与 契丹角,故不敢以死争尔,功于何有,而遽敢受赏乎?愿陛下益修武备, 无忘国耻。宋仁宗立志更改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他提升任用范仲淹、 韩琦、富弼等人以后,每当他们进见,都要督促他们为早日实现太平盛世献计献策,还数次命令他们逐条上奏 当世的要务。范仲淹曾对别人说:“上 用我至矣,然有后先,且革弊於久,

安非朝夕可能也。”〇)即皇上期待我已 到了极点,然而事有先后,在大家习 惯已久的情况下革除弊病,不是一朝 一夕能办到的。不久,宋仁宗又再次 召见他们,在天章阁给他们赐座,给 纸笔,让每个人当面把建议写出来,

范、富二人分条上奏十件事:第一严 明升黜制度,第二抑制供养侥幸,第 三精选贡举,第四细择官长,第五平

均公田,第六重视农桑,第七修速武备,第八减少徭役,第九广施恩惠, 第十令出必行。这些建议均被宋仁宗釆纳,特别是兴武备一项,要触及祖 宗旧制的变革,要面临守旧派的反对,可见当时宋神宗改革的决心很大。 由宋神宗求计心切的史实可以看出,皇帝决断,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决 策,是乘众人之智的最高决策形式的体现。

决断制度在决策中大大提升了决策的效率,特别是那些圣明的君主和 将帅的决断。晋文公重耳在决策城濮之战时,开始犹豫难以定下决心,因 为面对强楚,越过曹、卫救宋,劳师征远,困难甚多。谋士先轸和狐偃透 彻分析了当时的战略格局,并提出攻取曹、卫以救宋的建议,重耳很快定 下了联合秦、齐以制楚的战略。实践证明他最终的决策符合客观实际,使 晋从中获得了最大利益。其整个决策过程计于“庙堂”,效率之高完全顺 应了当时变化急剧的战略形势。刘邦、曹操等优秀将帅的决断能力,也常 被世人称赞,并以“从善如流”形容他们决策的果断性和时效性。刘邦在 楚汉战争中的重大战略决策,部来自于张良等一批优秀的谋士,使他的每 一步决策都向胜利的方向迈出;项羽则固执己见,他身边的很多人才都跑 到了汉营,错误的决断,一步步使他陷人困境。曹操在统一北方的几次大 的决策,像“屯田”政策是羽林监颍川枣祗的建议;免调绵绢以减轻人民负担,是赵俨的建议;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使人心归附,是郭嘉的谋 略;越白檀之险,出空虚之地,出敌不意轻装闪击乌桓是田畴的计策;认 为“天下之人,材德各殊”®,提倡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思想是丞相掾和洽提 出的。曹操均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及时做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决策。 与刘邦、曹操所不同的是,李世民的决断不是从善,而是逆意而动。在李 渊起兵向长安进发中,遭遇隋军阻击,李渊想回守太原,李世民却主张向 咸阳进发以号令天下,但强谏不成,便在军门大哭,李渊大惊,询问为什 么,李世民说:“还则众散于前,而敌乘于后,死亡须臾,所以悲尔。 李渊改变了自己的错误决策,唐军迅速前出,不仅走出困境,而且占据关 中,争取到了战略优势;起义军刘黑闼降唐后又再次叛唐,李渊发怒,命 太子李建成取山东男子十五以上全坑杀,驱其儿童妇女以充实关中。李世 民强劝谏,李渊方收回命令,免除了决策失衡对唐造成的危害。以上种种 决策的实例,充分说明科学的决断,由于能准确把握战争的内在规律,及 时做出决策,因此对捕捉战机具有重要意义。

决断制虽然加快了决策的速度,但因此也负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决断 过程受君王个人智慧、品行等心理因素影响较大。特别是皇帝凭一时好 恶,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决策。以隋代为例,隋文帝是一个贤君,在他主持 下的中央决策,能够注意节省民力,与民休养生息,国力强盛。炀帝继位 以后,由于偏听偏信和盲目自大,在他主持下的中央决策就有很大的盲目 性和随意性,特别是三次对高丽的征伐,隋炀帝的决断导致了隋朝的灭 亡。一般而言,在历代王朝的末期,由于皇帝久居宫中,主要靠身边的亲 信提供信息和计策,其决策能力大打折扣,决断的科学性也很难确保。隋 灭陈国时,陈朝沿江镇戍获悉隋军将至的消息后,相继上奏。但共掌机密 大权的中书舍人施文庆、沈客卿两人密而不报,反而动员陈朝上下筹备元 旦庆典。当隋军各路大军进攻的消息传到建康,陈叔宝如坐针毡,自己无 指挥、决策军事的才能,反而让嫉妒贤能的施文庆掌握军事大权。施文庆 千方百计阻挠陈军出战,以防有能力的将帅建立战功。当隋军兵临城下 时,建康附近尚有十余万军队,陈叔宝竟然弃长江天堑不守,主动让出江 防要地,把全部兵力置于都城内外,组成20里正面的长蛇阵,最终土崩瓦解。宋灭南唐时,南唐后主李煜,最初只知道宋军来攻,相信谋臣们 “坚壁以老宋师”®的谋划,终日在后苑与僧道讲经诵易,军书告急,皆不 能上报。不久便做了赵匡胤的俘虏。

以上列举,一方面由于决策者无能力决断,另一方面是因议事决策制 度名存实亡,整个决策体系不健全,从而导致决策失误。

在中国古代,决断制度的制约机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因此劝谏制度 是对决断制度的有机补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劝谏已成为决策中常见的 现象,许多思想家、政治家还将其看做一种社会责任。公孟子曾对墨子 说:“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墨子指出,对于“事上竭忠,事 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的仁人,可以“击之则鸣,弗击不鸣”,

但“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 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即国家危急关头,不敲不 鸣,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强调君子要有劝谏的责任感。

公元前484年,吴国准备进攻齐国。出兵前,越王带着使臣及厚礼前 来朝见吴王。吴王和他的大臣们都得到了厚礼而皆大欢喜。惟有伍子胥担 心越王这样做是有意助长吴国的骄傲之气,于是劝说吴王放弃进攻齐国的 打算,调转矛头进攻越国,彻底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可是吴王夫差被胜利 冲昏了头脑,一意孤行,不听伍子胥的劝告。后来,吴国被越国吞并,吴 王夫差做了俘虏,上吊自杀。这则谏而不纳的实例,说明劝谏是避免决策 失利的重要手段。秦汉以后,劝谏成为一种制度存在于监察系统中。谏官 对上只有规劝的责任,对下则起监督的作用。唐宋以后,谏官从监察系统 中分离,劝谏成为专职。其职能范围虽然变小,但其决策中的作用增大。

例如,唐代在具体的监察机构设置上,御史台和谏官机构分置,相应地, 唐代的监察官也就分为台官和谏官。台官和谏官的职责有明确分工,“御 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谏官掌规谏讽谕,凡朝政得失,大臣至百官,

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当,皆得谏正”®。因其职责重大,台谏官 的选任备受统治者重视。为了保证有一支高素质的台谏官队伍,唐代还制 定了一系列较为完备的选拔标准和条件,并将这一制度与科举选拔制度相结合。谏官的地位在唐代很高,唐太宗曾下令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员人 阁议事,谏官均随其参与决策,随时论谏。此时谏官的作用显而易见。如 贞观初年,岭南诸州反叛,唐太宗欲下令征讨,经过魏征再三谏争,终于 停止了南征之举。唐太宗具有纳谏与兼听的雅量,遂使魏征成名。相反, 专断的皇帝喜欢阿谀奉承,不爱听逆耳忠言,如隋炀帝曾以判死罪的办法 对付进谏之官。可见决策中的劝谏虽然已成为一种制度,但因时而异,其 作用在专制制度之下非常有限。

在中国古代决策体系中,除了君王、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决断权外, 将帅在战争中也享有很髙的决断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这种 “特权”的体现。从根本上讲,这种特权仍是君权和皇权的延伸。所不同 的是,这种特权一旦授予将帅,他们就有权在危急关头决断而不受君权或 皇权的约束。孙子受吴王之命训练宫女,在三令五申之后,两名嬉笑的宫 女队长将被孙子斩杀,吴王虽然反对,但仍不能阻止军法的执行。后来在 战国初期,司马穰苴在军中斩杀齐景公的宠臣庄贾,体现了“国容不人 军,军容不入国的古老原则。容是指礼仪、法度。国容重在礼让有度, 军容重在威而有信。君命有所不受,既是战争的需要,也是军威的需要。 将帅的这种决断权,对于充分调动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及时抓住战机具 有重要作用。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决心在漠北与匈奴主力决战。命卫青率四将军 和5万余骑出定襄寻求与左贤王所部决战。命霍去病率5万精骑,出代郡 寻求单于主力决战,另有步兵数十万掩护辎重在后跟进。

卫青出塞后,从俘虏那里意外得知单于所在地,当机立断,放弃寻找 左贤王决战的意图,率精兵直逼单于。在漠北两军相遇。单于严阵以待, 卫青立即命武刚车构成环形车阵,并以5千骑应战。双方激战至黄昏,大 风骤起,扬沙击面,两军互不相见。卫青乘势派骑兵从左右两翼对单于实 施包围,单于只率数百壮骑出逃。最后卫青率主力顺利进驻匈奴后勤基地 贺颜山赵信城。补充军粮后烧毁余粮,凯旋而归。此役歼敌1.9万人,取 得了漠北决战的关键性胜利。卫青临敌决断的高超指挥艺术,成为“每出 辄有功的主要原因。

“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在战时是否能得到充分体现,关键在于帝王 个人的素质。西汉前期名将周亚夫,于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等 待回击入边的匈奴,部队屯兵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渭水北岸),军令严 整,文帝欲驱驰而入,因不合营中军礼,守备的士吏不准文帝的车队驰人 营门,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文帝不但不指责,反而称赞周亚夫 为“真将军”®。景帝五年(公元前154年)周亚夫率军平定吴、楚之乱,

不到3个月即平定叛乱。周亚夫军事才能的充分发挥,与西汉相对独立的 将权制度有密切关联。

将帅在战争中的决断制度,随着各代由盛转衰,特别是在封闭、独裁 的官僚体系下,往往难以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唐德宗之世,命将出师, 经常授以具体的指令,交战的时候,也常有令将等待诏令的情况。于是将 帅不敢自决。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举兵,以讨杨国忠为名,攻克洛 阳,因受潼关之险所阻,不得西进。唐玄宗过高地估计唐军的实力,在兵 力尚未集中、准备不很充分的前提下,命令进驻潼关的兵马副元帅哥舒翰 向叛军发起进攻。哥舒翰指出:“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

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今王师自战其地,利在坚守,不利轻出。若轻出 关,是入其箅乞。箅即筹划,意为若轻率出关,会中奸计。但唐玄宗在 杨国忠的怂恿下,派中使督促哥舒翰出兵。唐军项背相望,哥舒翰恸哭出 关。部队刚刚到达灵宝(今河南灵宝),遭敌伏击,20万大军几乎被全 歼。最后潼关失守,长安陷落,唐玄宗逃到四川,安史之乱的战祸前后延 续了 8年之久。这就是君主掣肘、将从中“御”的历史教训。到了宋代,

将从中御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具体做法就是出征前向将帅授予阵 图,“图阵形,规庙胜,尽受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 用以上统下的方式约束将帅,表面上是按求胜的良方有备而去,实际上违 背了战争规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的满城之战,崔翰依太宗阵 图指挥战事,将败;后来在赵延进、李继隆等人极力建议下改变阵形,从 而一举破敌崔翰是外戚才敢于做出变阵的决定。田锡曾经评论道:“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依从,则有未合 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芣真宗时依然用授阵图 之法节制诸将,朱台符批评道:“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 而节制以阵图;事唯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 以动而奔北也。”®宋仁宗时,授阵图之风渐渐改变,但将从中御的做法却 坚持下来。这也是宋代积贫积弱,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决断制是整个决策制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或忽 视某一方面,都会给战略决策造成重大损失。当然,在这一体系中,最高 一级、有决断权的决策者对决策的正确性影响最大。为了提高决策的质 量,实现科学决策,管仲认为:“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 力,而任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 者,无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则身逸而福多。乱主独用其 智,而不任圣人之智;独用其力,而不任众人之力,故其身劳而祸多。故 曰:‘独任之国,劳而多祸。’”®《管子》中这段精辟的论述,为我们揭示 了最髙决策者用好决断权的准则。贤明的君主不独用自己的智慧,是讲在 决策中不独断专行,把众人之智和众人之力融入决策过程中,从而提高决 策的质量,减少失误和军事风险;相反,乱主刚愎自用,独揽决策权,最 终劳而多祸。朱元璋虽说算不上是乱主,但其开一代独裁之风后,对后世 产生的消极影响,使其作为一代开国皇帝所应有的地位大大降低。他自己 独揽决策权后,遇到大事,深感“密勿论思,不可无人”軋不得不承认 “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⑤。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他建立的新 的决策组织,完全失去了秦汉时期的决策功能,变相成了决策的“秘书” 机构,后来又因后世一些皇帝的荒诞,使决策大权落入宦官手中,造成历 史上少有的乱政时期。因此决策的制度体系,不仅决定了决策是否科学, 同时还决定了决策机制的运转是否符合决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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