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长
国务院参事、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夏斌在分析2020年经济形势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存在，但长期强劲刺激增长留下的风险依然存在，中国经济仍在寻求稳定增长、控制风险和推进改革之间的平衡。
“新的一年，在解决结构性风险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经济增速降至5.9%甚至5.8%，不一定是坏事。而且，从目前的预测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在。只要相关政策到位，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达到6%左右。”他说，过去40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奇迹。经验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处理好三者的协调与平衡，而不是过分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外两个方面。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多年积累的隐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重。目前正在进行“精确拆弹”的风险，用市场机制化解风险并不容易。”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分强调GDP的增速，各省政府分解引导各地的增长目标，不考虑前一时期整顿一些无序的金融创新对近期增长带来的压力，以及经济进一步下行的内在结构性压力，结构性改革就会一拖再拖，很可能会加剧风险的积累。过去的实践证明，宽松的货币经济环境在没有一点压力和强制改革的情况下，不会积极推动真正的改革。
因此，夏斌认为，稳定经济的重点不能简单地局限于货币和财政总量政策，必须同时实施结构改革政策，加快和完善各种社会政策改革，通过“精确炸弹处置”逐步暴露和释放金融风险，使中国经济真正稳定和深远。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预测，2019年GDP增速不低于6.1%，2020年经济不低于6%。“目前重要的不是讨论GDP增长。重要的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增强全社会的积极性，增强长期潜在的生产力。”他说。
盛松成解释了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一方面，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有积极信号，许多经济指标显示工业生产明显加快。2019年12月，国家统计局制造业PMI为50.2，与上月持平，仍处于景气区间。2019年12月，财新PMI为51.5，高于当年前三季度。财新指数主要统计小微企业和出口型企业，表明小微企业和出口型企业的信心也有所恢复。此外，2019年投资增速达到历史低点，而高新技术投资增速非常高，表明中国投资结构改善和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显著成效。
另一方面，一系列政策和改革将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当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改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但可以起到反周期调节作用。”他说，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各种改革措施和技术进步的推动，有望释放中国经济更大的潜力，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盛松成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可以用“跌不跌、政策落地、改革推进”来概括。
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廖群也表示，中国未来十年的潜在增长率将保持在5%-6%，更有可能实现中高速增长。根据经济周期，经济增长是加速还是减速是渐进的。就经济而言
关于经济增长的讨论，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在6%以下，因为过去几年的投资回报率有明显的下降迹象，人口变化等一些快速变量也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事实上，4%-5%的高质量经济增长率足以让中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继续快速发展。”他说，中国经济需要反周期调整。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过去经济增速下滑过快，确实需要反周期调整。未来重要的是如何在反周期调整政策中提高投资效率。
有必要充分估计2020年的市场风险
近年来，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市场风险不断上升。
至于2020年的全球经济，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大中华区研究部负责人兼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人们普遍认为，全球经济“相对稳定，甚至可能略有加速”。
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原因是，2019年全球许多央行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滞后效应下，2020年全球市场将平稳运行。
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超过50%的中国和印度在2019年实施了财政刺激，这也将对稳定全球经济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然而，许多主要经济体的高债务水平、全球老龄化和全球化的倒退将长期抑制经济。因此，丁爽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可能为3.3%，与2019年的3.1%相比仅略有上升。
对于国内经济，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正伟认为，国内经济增长也将在2020年企稳。
但考虑到生猪补货情况尚未确定，中东与美国的争端在年初出现了新的负面发展，极大影响了原油价格，且刚刚宣布长江休渔，“国内通胀极不稳定”。
陆政委认为，对于国内市场而言，2020年最大的风险可能是股市和债市高度一致的预期。
在他看来，2020年大概是最难做的一年，虽然会有机会，但是会很难。
鲁政委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财政表述上有了一定的变化，把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了后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相关部门已经认可了国内金融机构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但考虑到2020年后期强调“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缩各方责任”，说明2019年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需要进一步压缩。
尤其是房地产融资，在他看来，随着管控力度的全面加强，那些高杠杆的房地产企业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毕竟，从目前的政策来看，未来的房地产价格可能不会上涨或下跌，成交量可能会大幅萎缩，这对那些负债累累的房企来说将是非常困难的。“2020年，一些负债累累的房企很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下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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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地方政府债务也有很大问题。
ANZ银行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雨婷补充说，这是因为随着相关部门对金融风险的日益重视，目前许多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少。
特别是近两年来，为了让更多的钱真正进入实体经济的手里，银监会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银行的现有债务进行了梳理，这些债务大多与当地房地产市场直接相关。
考虑到未来房地产仍将处于高度管制状态，开发商购买土地的意愿不是很高，这将继续影响地方政府收入，导致更多问题。“因此，2020年的债务问题需要市场关注”。
此外，丁爽认为，利率风险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事实上，他认为，目前股票和债券市场面临的高估值和低波动性问题，很可能是由于市场风险估计不足。
特别是对于美国经济的判断，丁爽认为有可能不会像普遍预期的那样继续好转，有可能会下降得超出预期。
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的扩张期已经过去很久了，其下行压力其实越来越大。此外，2020年美国将举行新一轮大选，其政策难以继续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很可能再次倒挂，这将极大地影响美联储的政策，再次降息，引发另一轮其他央行跟进。
除了这些可预见的风险，几位首席经济学家还提到了2020年可能发生的一些“黑天鹅”事件。
最近美伊冲突升级就是其中之一，不仅会影响全球原油价格，还会影响各国的通货膨胀。
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下调空间吗？
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连平认为，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由银行业主导，存款准备金率作为宏观政策工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稳定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存款准备金率自2018年以来多次全面结构性下调。目前大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为13%，中小银行为11%，平均水平在12%左右；事实上，一些中小银行享受较低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与此前20%以上的水平相比，活期存款准备金率确实大幅下降。
降低RRR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毕竟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简单比较。首先，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银行业资产负债的变化。五年来，人民币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存款增速，差距4-5个百分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银行业人民币存贷款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从2015年的近70%到目前的近80%。当行业存贷比在70%左右时，银行业的信贷供给能力较强，因为其可用资金充裕。随着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银行的信贷供应能力相应减弱。近年来，在行业存贷比不断上升的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也逐渐降至平均12%左右。如果说20%以上的存款准备金率和过去70%左右的行业存贷比反映了货币政策的紧缩要求，那么目前12%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和接近80%的行业存贷比似乎表明政策的实际效果是紧缩的。目前，一些商业银行的存贷比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2014年之前，除部分银行存贷比超过75%外，大部分银行的存贷比都在74%以下。2015年存贷比指标调整为监控指标后，商业银行存贷比开始持续上升。2018年，10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存贷比超过80%，其中6家超过90%，有的甚至超过100%。虽然5年前监管部门将银行业存贷比从考核指标改为监控指标，放宽了对银行资金使用的限制，但目前对银行间业务的限制明显比以前严格。同时，使用期限较短的银行间存款进行贷款会导致期限错配，银行不能随意大规模使用银行间存款进行贷款信贷，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存款。所以行业贷存比偏高，说明银行资金来源紧张，信贷能力受限，信贷成本有上升趋势。
2004年后，银行系统存款继续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外汇大幅增加，而资本流入。2005年至2007年，外汇占款增速分别为35%、39%和30%。2007年银行业负债总额增速超过20%，其后几年也在20%左右。存款的持续大幅增长为2009年至2010年银行业的大规模信贷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2013年后，外汇占款增速逐渐放缓，而随着2015年至2016年资本外流加速，外汇占款大幅负增长，近几年外汇占款几乎为零。这种外汇状况是银行体系存款增长明显放缓的重要原因。鉴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国际不确定性持续存在，国内对非经营性资本外流需求巨大，虽然中国经济对国际投资仍有吸引力，但未来外汇难以大幅反弹，对银行体系负债的贡献将处于较低水平甚至为负。这种情况也要求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当然，新金融的发展也吸干了银行存款，但在中短期影响不是很大。
长期以来，从商业银行个人角度来看，75%通常是存贷比监管考核的警戒线，是当前考核中的监控指标。参考这一点，如果行业贷存比继续保持在接近80%的非常高水平，甚至进一步上升，存款准备金率应该有一定的下行空间。考虑到行业存贷比的控制也可以通过严格管理商业银行存贷比监控指标、发展表外业务、非信贷社会融资等方式来处理，没有必要大幅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在行业存贷比高、同业存款增速低、外汇带来的存款基本没有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不是洪水灌，而是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加强反周期政策调整，当然要把握好调整的节奏和阶段。存款准备金率的进一步降低将有助于银行业降低债务侧的成本，增强银行信贷供给的积极性和能力，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供给，降低其融资成本。
2020年资产如何配置？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都不应该过于悲观。全球经济有望在2019年的基础上企稳，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成为企稳主力。中国的经济增速也比较有限，预计10年内能够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GDP总量翻番两大目标。
在全球资产配置方面，我们应该警惕美国股市和美国债市的波动。美股在2019年获得了良好的势头，但2020年的波动性可能会显著增加。“好年景，坏年景”的经验法则似乎仍然有效。美国国债10年期收益率可能在目前水平上巩固，不排除大幅反弹的可能性。美元、日元、瑞士法郎等对冲资产仍有配置价值，美元指数预计在92-96区间波动。黄金表现预计不如2019年，下一次大幅上涨可能要等到美元指数大幅下跌。全球资产配置仍应优先规避风险。
2020年全年的中国股市，2020年下半年的中国债市，应该会很有意思。2020年股市指数可能不会大涨，结构性行情的可能性更大。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2020年初是布局中国股市的好时机，但建议重点关注领先蓝筹股、有实际收益的科技股、新一轮区域一体化受益股。毕竟中国股市会越来越被机构投资者主导。2020年第一和第二季度的交替可能
如果把视野拓宽到未来3-5年，不难看出中国政府未来将如何应对地方政府高负债，这将决定宏观经济、金融风险和资产价格的走势。无论哪种处理方式，中央政府加杠杆都是大概率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处置不良资产相关的美元资产、黄金和金融资产，中期内都是值得配置的。投资者应密切关注本地融资平台、中小型接受存款金融机构、影子银行和信托公司所涉及的风险。
2020年全球经济和市场十大猜想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任、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太私人银行高级顾问陶冬此前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分享了2020年全球经济和市场十大猜想。
1.特朗普能连任吗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第40任美国总统，也是自林肯以来最具争议的美国总统。他撕裂了美国社会和政治，改变了全球化趋势和地缘政治平衡。他受到了政治精英和主流媒体的嘲讽，但他也是履行选举承诺最多的美国总统，也是危机后唯一通过税制改革为国家经济赢得结构性改善的领导人。特朗普能否连任美国总统，对全球贸易前景、美国经济形势和地缘政治平衡都具有重要意义。
陶冬认为特朗普可以竞选连任。川普坚强的个性让人要么爱他，要么恨他。弹劾国会会牵扯到他的精力，但可能对大局影响不大。不要低估现任总裁手中的行政资源，尤其是就业形势大好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民主党看得见的对手太弱了。拜登在乌克兰门的伤比川普重多了。沃伦和桑德斯的政治立场是极左的。布隆伯格是犹太人。不管谁出来，他都会放弃一批摇摆票。
2.全球经济正在复苏吗
2019年全球经济形势不好，德国率先衰退，机械出口国和商品出口国都在遭受寒冬。中美贸易争端带来巨大的经济不确定性，企业投资信心大幅下降，制造业产出下降，资本市场动荡。鉴于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央行相继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并将在2019年卷土重来。第四季度，美国经济明显好转，中国和欧洲的PMI显示出稳定的迹象。
作者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将先崛起后回归，美国经济领先，日本受益于奥运会，欧洲和中国落后。美国经济形势极好，大概是近30年来最好的。不仅消费者信心十足，企业投资也在复苏。然而，看到太阳的膨胀周期，为他的所有荣耀和美国创造了历史记录，并且它可能在下半年软化。没有中国经济的第二个引擎，全球复苏难以持续。
3.英国能在年底离开欧盟吗
英国退出欧盟在全球经济和股市上折腾了三年，最终由约翰逊解决。12月，保守党大获全胜，英国脱离欧盟共同市场没有悬念，但如何脱离欧盟仍有巨大悬念。约翰逊政府也给自己戴上了更多的枷锁，并立法反对将英国退出欧盟谈判延长到2020年底以后。换句话说，如果届时英国退出欧盟谈判没有达成协议，或者如果欧盟国家没有时间批准该协议，英国将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离开。硬英国退出欧盟的阴霾仍将为市场带来新的阴霾。
陶冬估计，英国有可能在夏季结束前完成英国退出欧盟谈判，并在年底前获得欧盟成员国的批准。约翰逊是一个关心自己历史地位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家。比谈判细节更重要的是带领英国走出困境，成为丘吉尔、撒切尔那样的英雄。他应该大致复制之前的谈判，尽快完成与欧盟的自由贸易谈判。压倒性的议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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