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留下奇怪遗言，1993年中央部长通知其女：你爹身份可以公开了
1962年9月25日，时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的阎又文，在任上病逝，年仅48岁。
对于父亲的离世，阎家子女充满了悲痛。但悲痛之余，他们内心却充满了困惑，这困惑一方面是来自阎又文去世前留下的“奇怪”遗言，另一方面则是来自阎又文去世后的碑文内容。
阎又文去世前曾留下遗言，嘱咐妻儿：“有事找组织”。
倘若是根正苗红的我军将领说出这话，阎又文子女也能理解，但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父亲并不是。阎又文不仅曾是国军将领，而且还曾撰文骂过毛主席。虽然建国前他跟随傅作义将军一同起义，建国后也被委以重任，但还是有很多人对他抱有看法。
所以，面对阎又文的“奇怪”遗言，阎又文子女一度困惑不已。
阎又文去世后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是墓碑上的碑文却很“奇怪”，写着：
阎又文同志……中国共产党员……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其他我党同志的碑文上，不仅会标明参加革命和入党的时间，也会写清楚历任职务。但是阎又文的碑文，不仅没有交代入党时间，建国前的职务也以一句“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一笔带过。
这自然也让阎又文的子女很困惑。因为他们只知道父亲入党时间是在1958年，而且父亲建国前是国军将领，唯一为革命做的工作就是跟随傅作义将军起义。这显然和碑文的内容有出入。
不过困惑归困惑，当时阎家子女也没有太过于纠结于这些。直到他们参加工作后，阎家子女才生出了强烈的想法：一定要弄清父亲的真实身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们都遇到了同一个问题：政审。
阎家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每到参军、入党、提干这些紧要关口，总会在政审环节被卡住，而每一次，他们收到的回复都大同小异：阎又文同志政治历史问题不清楚。
对此，阎家子女是真的想不通，自己的父亲就是一个国军起义将领，这有什么不清楚的？难道其中还有什么隐情不成？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阎家子女曾专门找到统战部，因为他们知道，像父亲这样的国军起义将领，档案都归统战部管理。然而，让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统战部查询后名册中压根就没有阎又文的名字，他们被告知：“阎又文不是统战对象，是共产党。”
这样的结果，无疑更加深了阎家子女对父亲身份的疑惑。
此后，他们又先后找到阎又文曾任职的水利部、农业部、中组部，希望能够找到答案。但他们能够查到的内容，仅限于解放后阎又文的情况，关于解放前依旧是迷雾重重。
这样的困惑一直萦绕在阎家子女的心中，直到1993年，一场不经意的谈话才让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
1993年，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刘光人，参加公安系统的春节联谊会。
刘光人和阎家颇有渊源。建国前，他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表面上的身份是《平明日报》的记者，当时阎又文担任华北“剿总”新闻处处长，两人颇有交集，但并不知晓彼此的真实身份。建国后，阎又文的次女阎绥兰曾在刘光人手下任职。
所以，刘光人对于阎家的情况也是颇为了解，知道阎家子女的心结。
正好那场联谊会上，刘光人遇到了时任外交学院副院长的王玉，王玉在建国前也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两人在聊天的过程中，刘光人不经意间说起了阎又文和阎家子女的情况。
谁知刘光人刚说起这件事，王玉就显得特别激动。当得知阎家子女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坎坷后，王玉心中充满了歉疚，因为他是知道阎又文真实身份的。不过对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能否解密，他不能擅自做主，所以他只能托付刘光人帮他找到阎家子女，而他则向领导请示阎又文身份解密的事情。
这次交谈之后，王玉找到了曾担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中央领导罗青长请示，而罗青长也很肯定地告知王玉：他（阎又文）的身份可以解密了。
几天后，在罗青长的安排下，王玉亲自带着阎家子女来到罗青长家中。在罗青长的讲述中，阎家子女终于知道了父亲不为人知的过往。
1914年，阎又文出生在山西省荣河县。
当时的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普通老百姓生活得苦不堪言，阎家也不例外。但就是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阎又文的父母硬是坚持供他读书，希望能给他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而阎又文本身也很懂事，他并没有一味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边刻苦读书边打工贴补家用。
终于，在1933年，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山西大学法学院。
那个年代，大学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毕业以后很容易就能找个好工作，富贵有望，这也是阎又文父母所希望的。
不过，富贵显然不是阎又文所求。在成长过程中目睹了这个国家的剧变，眼看着侵略者的铁蹄荼毒中华大地，这些都让阎又文想要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所以大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熏陶的阎又文，毅然决然加入了进步团体，开始参加各种进步活动。
1937年，日军大举入侵华北。此时的阎又文刚刚毕业，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有两个：一、远离是非之地，找份好工作去过人上人的生活；二、投身到革命洪流当中。
面对这两个选择，一腔热血的阎又文没有多思量，毅然决然选择了投身革命洪流，和其他有志青年一起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阎又文参加了第二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主要就是为我党培养情报侦察精英。
从训练班毕业以后，阎又文被派往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队从事地下工作，这也算是阎又文初出茅庐后的“牛刀小试”。因为已经经过系统训练，所以阎又文很快就在马鸿逵部队站稳了脚跟。
不过很快，阎又文又接到了组织安排的新任务：加入傅作义所在的部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力。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当时国共已经达成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傅作义虽然是国军将领，但和我党我军关系甚好，是他亲自向毛主席提出请求，让我党派工作人员前往他的部队帮助一同抗战。
对于傅作义这样的要求，我党自然是欣然答应。
于是，特地派出了很多同志到傅作义部队协助。这些同志大多身份都是公开的，毕竟合作的前提就是坦诚。不过我党也汲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知道国民党人士对于我党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所以除了明面上的人，也必须在隐蔽战线安排人手。
因为阎又文既是高材生，又是傅作义的老乡，再加上他刚参加情报工作不久，身份隐秘。所以，他就当仁不让地成了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最佳人选。
到了傅作义部队后不久，阎又文就在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我党。不过由于阎又文从事的是地下工作，所以他的加入是秘密进行的，这也是后来很多人都对他的真实身份不知情的原因。
不得不说，我党提前安排阎又文潜伏是十分明智的。因为很快，国民党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甚至直接密电傅作义清共，想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那样对我党同志下手。
好在傅作义还算明事理，知道在他军中的我党同志是他自己请去的。所以，最终傅作义并没有对军中的我党同志下手，只是将他们“礼送出境”。
当然，那些“礼送出境”的，都是明面上的我党同志，像阎又文这样的地下党员，傅作义并不知情，依旧留在队伍当中。
但即便如此，当时的阎又文也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事出突然，傅作义部队中的我党地下组织，没来得及给阎又文留下指示就撤走了，这也导致阎又文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当时摆在阎又文面前的选择有两个，一个就是继续潜伏，等待组织主动联系他；另一个就是离开傅作义部队，自己设法联系组织。阎又文思量再三，决定还是继续潜伏，因为他牢记着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就这样，阎又文一直待在傅作义部队，一边辅佐傅作义抗战，一边等待着组织联系他。这一等就是7年。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我党已经开始察觉到国民党反动派想要挑起内战的态度。于是，组织上专门安排了一位地下工作者重新联系阎又文，这个地下工作者正是王玉，也就是本文开头那个领着阎家子女走进罗青长老部长家中的人。
我党对于阎又文这条情报线十分重视，毕竟当时的阎又文已经成为了傅作义的“左膀右臂”，毕竟当时的傅作义在国民党中位高权重。所以在王玉出发前，组织上专门叮嘱他：只能和阎又文建立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有牵扯。
这也导致阎又文这条情报线上，知道他身份的只有联络人王玉、上级罗青长和代理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以及极少数我党高层领导。这也是后来阎又文身份那么难以查证的原因。
再次联系上组织以后，阎又文明面上依旧是傅作义身边的“大红人”，但是暗地里，关于国民党军队的各种政治军事情报以及傅作义的动向，都通过他传回了我党手中，让我党在解放战争中掌握了不少主动权。
在此期间，傅作义还曾授意阎又文写过一篇给毛主席的公开信，要求是“长自己（国民党）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
这当时可难倒了阎又文，因为国军将领只是他的表面身份，内心深处他依旧是我党同志。让他来写“灭我党威风”的文章，他怎么可能写得出来。
无奈之下，阎又文只能向上级请示。但这种大事，上级显然也做不了主，只能继续向上请示。
就这样，这件事一直请示到了毛主席、周总理跟前。最终，毛主席和周总理商议后，认为这封信必须写，而且在信里要骂得狠，要达到“在公开信发表后，使傅作义和他的官兵们得意忘形，瓦解他们的斗志；使我们指战员看后，激发对敌人的仇恨，在战场上恨不得把敌人一口吃掉”的目的。
有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阎又文果断洋洋洒洒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公开信。
傅作义对这封信很满意，觉得写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只是他不知道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样对这封信很满意，因为这封信也达到了激发我军将士士气的目的。
直到北平解放以后，毛主席还对这封信记忆犹新。在接见傅作义的时候，阎又文随行，毛主席还亲口对阎又文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只是当时在场的很多人，并不知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也并不知道那封信是毛主席自己授意阎又文写的。所以当时很多人还以为毛主席是在用反话讽刺阎又文，殊不知毛主席说的可是大实话。
而潜伏在傅作义身边时，阎又文最大的功绩当属力劝傅作义起义，促进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底，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虽然北平解放已经可以预见，但是对于我党来说，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是真的不想武力解放北平。这一方面是为了北平人民的生命安全考虑，另一方面北平是历史古城，城里的一砖一瓦都是文化底蕴。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劝傅作义起义，和平解放北平是最好的结果。我党为此作出了很多努力，也派人和傅作义谈判。
但当时的傅作义顾虑重重，在战、走、和之间摇摆不定。
每次遇到难以抉择的事情，傅作义总是会习惯性地征求下属的意见，而当时阎又文就是傅作义最信任的手下。所以这件事傅作义也是第一个找到阎又文商议，阎又文通过对时局的详细分析，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只有和（起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这样的意见也确实对于傅作义做决定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此期间，傅作义的心态也曾摇摆不定，而阎又文则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屡屡安排傅作义的老朋友和社会名流去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
最终，傅作义彻底下定了起义的决心，并于1949年1月22日在北平向全世界宣布了《北平和平协议》。而当时宣读这份协议的，正是以傅作义将军的代表和华北“剿总”发言人出席的阎又文。
就这样，阎又文又以国军起义将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以前的地下工作者都公开了真实身份，就像曾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但阎又文却没有公开身份，因为组织又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继续以起义将领的身份潜伏。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我党也知道很多起义将领有思想负担，如果不能卸掉很有可能会有隐患。而这些人的思想工作，我党同志去做效果可能并不会太好，相反，让阎又文这个起义将领去做，会让他们更容易接受。
就这样，阎又文一直保持着起义将领的身份，一边为新中国的建设做着贡献，一边做着同为起义将领的老朋友的思想工作。
直到1958年，在水利部任职的阎又文，才在水利部的一次大会上被再次宣布成为了共产党员。不过当时并没有宣布阎又文具体是什么时候入的党。至于其中的原因，其实和阎又文墓碑上没有写具体入党时间一样。因为当时傅作义将军还活着，组织担心这件事会对傅作义将军刺激太大。
当然，除了傅作义将军始终不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阎家子女对此同样也不知情。于是在阎又文去世后才出现了本文开头说的那些事情。
当1993年，罗青长老部长将阎又文的这段隐秘经历告诉阎家子女后，他们这才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有着那样不凡的经历，而此时距离阎又文去世已经过去了31年。
为了解决阎家子女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罗青长老部长还专门给阎家子女工作的单位发去了公函，写道：
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谨以此文，纪念阎又文和无数在隐蔽战线上做出贡献的先辈，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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