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对赣南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来说，是个生死存亡之秋。
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失利，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红军主力受命秘密向于都集结，准备进行战略大转移，按规定妇孺一律不得随军。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次战争是孩子发动的，然而每一次战争最受伤害的都是孩子。他们是战争最惨不忍睹的一面，是人们难割难舍之挂牵。就这样，秘密疏散的命令十万火急，突然降临在每个红军孩子的头上。
当年，红军留下了千百个孩子，大的八九岁，小的两三岁，更多的是刚刚出世嗷嗷待哺的婴儿。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儿子，陆定一的女儿，以及邓子恢的儿子邓瑞生、林伯渠的儿子林苏生，等等。
那几天，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的林伯渠和妻子范乐春都在焦虑中度过：他们的儿子才生下来没几天，怎样把儿子安顿好，就成了转移前的一件大事。恰在此时，中央分局委员邓子恢的儿子也才出生3天，邓要回闽西开展游击战，也面临着如何安顿好儿子的问题。
林伯渠
于是，邓子恢便来到林家商议。最后，他们一致决定，将两个孩子寄养到范乐春在江西会昌的堂嫂家。邓子恢对林伯渠夫妇说:“你们就要转移了，寄养孩子的事由我来办。我留在苏区，有责任、有义务为你们分忧解难，放心地去吧。”
几天后，在交通员的引领下，邓子恢夫妇各抱一个孩子来到会昌。夜幕降临时，他们悄悄走进范乐春堂嫂家，讲明情况后，堂嫂二话不说同意留下了两个孩子。
临别时，邓子恢夫人黄秀香将仅有的一点奶水，喂到两个孩子的嘴里。然后，两人用颤抖的双手托着婴儿和几块银元，一同送进堂嫂的怀里。
黄秀香含着眼泪对堂嫂说:“这都是红军的娃，一个姓林，一个姓邓。拜托堂嫂找个人家养大吧……”
邓子恢说:“谢谢收养孩子，我代表进行战略转移和留守苏区的红军，感谢你们在艰难困苦中，养育红军的后代，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托付完孩子后，两人匆匆消失在夜色中。
范乐春堂嫂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她将其中一个孩子送给当地一户赖姓人家抚养，取名“赖平亚”；另一个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取名“范宜德”。
同年同月出生的两个孩子，都是黑黑瘦瘦的，由于没有特别的标识，到底谁姓邓，谁姓林，已经弄不清楚了。
范宜德养父母靠做粉皮来维持生活,每天半夜三更起来忙,清早挑出去卖。一张粉皮很便宜,只卖一两分钱，他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挣着辛苦钱。范宜德9岁时，养父送他进了学堂，学费是一担谷子。要知道，一担谷子可是全家人半年的口粮啊！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全家人还是节衣缩食坚持送范宜德去读书。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养父去世了，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范宜德也不能再读书了，他就跟在养母的身后卖粉皮。每天只要挣够买两升米的钱我，和养母就有饭吃了，就不会饿肚子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范宜德从小就给养父母当帮手，除了卖粉皮，他还到码头上扫盐、扫米。从轮船上卸下来的大米包、盐包有漏下的撒在码头台阶上，人们的脚在上面踩来踩去。就是这样，他还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不嫌脏，拼命扫。回家以后，把从地上扫起来的盐放进水里煮,捞掉上面的漂浮物，底下就是干净的盐了……，想尽一切办法补贴家用。
十一岁时，为了以后谋生，养母把范宜德送进一家店铺做学徒。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先打扫院子给老板和老板娘倒尿盆，晚上帮他们熏完蚊子以后才能睡觉。范宜德是个很孝敬的孩子，逢年过节老板给点慰劳品或奖金，都会如数拿回家帮补家用。
当时，不但外人不知道范宜德的身世,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父亲究竟是谁。而养母更是守口如瓶。
有一次,一个来买粉皮的妇女看着范宜德，问他养母:“这个孩子是你生的吗？他的母亲是谁？”
养母摇摇头说:“不是我生的。”
接着，她指着旁边的一棵大榕树告诉那个妇女:“有一天我路过这里的时候，忽然天打大雷，轰的一声就发现树洞里面有个小孩。”那个妇女听后乐了。
其实，他们也都知道范宜德不是养母亲生的。家里忽然多了个小孩，村里人很快就都传遍了。虽然他们询问也没有什么恶意，但是，养母始终用一个神话来遮掩，一直把这个秘密保守到会昌被解放的那一天……
相比范宜德，赖平亚的情况更惨：养父后来当了红军，养母被地方黑恶势力转卖三次，他孤苦伶仃、游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是老区人民在艰难困苦中把他抚养长大。不幸的是，赖平亚患了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脚有点儿跛。
再说说他们父母们：黄秀香、范乐春两位母亲先后牺牲。邓子恢历尽艰难返回闽西坚持游击战争，林伯渠则在陕甘宁边区领导边区建设，每当听到婴儿的哭声，他们都会想起自己的孩子，不知是否还在人间……
1949年9月，江西解放的消息传到武汉，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的邓子恢十分高兴。他怀念在江西突围中壮烈牺牲的妻子黄秀香，思念寄养在会昌县的两个孩子，他们还在人世吗?找到他们该多好啊！
其实，早在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时，邓子恢就请地下党组织帮助寻找过他及林伯渠的儿子，但是没有找到。因为那个时候，老百姓分辨不清前来寻找孩子的究竟是共产党的人，还是国民党的特务，谁都不敢暴露两个孩子的身世，弄不好会没命的。
1950年初，邓子恢致信江西省赣西南区委第二书记陈仁麒，拜托这位同乡寻找他和林伯渠寄养在会昌老乡家中的孩子。在信中，邓子恢提供了寻找孩子的部分线索和照片。
陈仁麒
陈仁麒找来赣南部队的政工干部左风，把邓子恢的来信和照片交给他，委托他根据信上提供的线索前往会昌寻访。左风来到会昌后，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两个孩子。
那是1950年8月31日，范宜德养母来到他当学徒的店里，对范宜德说:“家里来了客人，你回家看看吧。”范宜德当即向老板请假回到家中。左风见到范宜德，将其面貌与邓子恢送来的照片目测核对，大体相似，询问范宜德几句话后，深情地对他的养母说:
“感谢大娘养育了革命后代，现在全国解放了，组织上要把孩子找回去，送他上学。上学回来，他还是你的儿子。”养母听了这话，眼里泪花涌动，痴痴地望着孩子难分难舍，毕意养育了15年啊！
范宜德扑在养母怀里说:“妈妈，以后我会常回来看您的，您的哺育之恩，我是终身不会忘记的。”
养母虽然舍不得，但为了孩子的前途，还是决定把范宜德送走。她找出最好的衣服，为范宜德穿上，端详良久，含着眼泪把范宜德和左风送出家门，目送他们远去。
几天后，左风又找到了赖平亚。
一个月后，风尘仆仆的吉普车把赖平亚和范宜德送到武汉邓子恢的家里。邓子恢和夫人陈兰喜出望外，急忙出门迎接。
两个孩子因缺少营养，都比较瘦弱。邓子恢抚摸着他俩的头，仔细端详。“这两个孩子，哪个姓邓呀？”邓子恢问道。
邓子恢
陪同来会昌当地干部指着跛脚的孩子：“首长，这个叫赖平亚的是您的儿子。那个叫范宜德的是林老的儿子。”
赖平亚马上上前搂住邓子恢的腰，激动地叫道：“爸爸、妈妈，你们好！”
“好孩子！要感谢会昌人民的养育之恩呀！”邓子恢抚摸着孩子的头深情地说。夫人陈兰则拉着孩子的手，回忆艰苦历程，不禁潸然泪下。
邓子恢马上电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老一听此喜讯，心窝里溢满了蜜似的，马上回讯，请邓子恢将儿子范宜德送到北京。
这时，细心的陈兰已经觉察到范宜德长得与邓子恢相似，心中充满疑团。她提出能否先化验一下两个孩子的血型，待确定后再送北京不迟。其实，聪明过人的邓子恢也早有察觉，但他觉得林老子女少，不愿将腿有残疾的赖平亚送给林伯渠，就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别化验什么血型了，还是遵照会昌老乡的说法，把范宜德送去北京算了。”
见陈兰沉默不语，他又说：“孩子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是革命的后代呀！”陈兰也同意了。
两个孩子分别前，按邓子恢的嘱咐，陈兰让赖平亚陪范宜德在汉口住了两个月，参观了著名的黄鹤楼、1923年“二七”大罢工革命纪念地、汉口江岸车站及1927年“八七”会议旧址。两个月后，才将范宜德送到北京。
就这样，两个孩子各自回到父母身边生活。邓子恢将“赖平亚”更名为邓苏生，意为出生在中央苏区瑞金。林伯渠则为范宜德取名林秉苏，意为秉承苏区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
1953年1月,邓子恢由武汉调入北京,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两家人又在中南海相遇了。
随父母来到北京的邓苏生进入101中学，前几年到北京的“林秉苏”此时已在101中学上学，邓苏生与林秉苏两个“会昌老乡”成为好朋友。
由于父母工作忙，每天放学回来，他们也都在中央领导就餐的食堂吃饭。慢慢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也都看出了问题。
朱德
有一天,朱老总对邓子恢讲:“我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林秉苏长得与你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嘛!”
接着,朱老总问林秉苏:“秉苏,你到底是谁家的崽呀？”
这时，邓颖超、康克清也上前说道：“准是在会昌掉包了！你们看秉苏越长越像邓子恢了，而苏生呢，却越长越像范乐春了！”
这时，邓子恢连忙笑着说：“没错没错，都一样嘛！”
有一次，陈仁麒上北京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后，特意拜访了邓子恢，详细地回忆了寻子的过程，也说单从照片上对照可能是搞错了，但由于依据不足，暂且按老乡的说法将两个孩子送了回来。陈仁麒因此事耿耿于怀，感到内疚。
邓子恢却不当一回事，笑着说：“孩子搞错了，就错了呗！不要太认真了。林老没有孩子，我孩子多，都是革命的后代，不要再换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说法引起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视，为了搞清缘由，他们派人前往会昌，找到范宜德的养母再作调查，这才真相大白。原来，这位养母为了安慰堂妹范乐春的在天之灵，把她抚养的范宜德说成是林伯渠的儿子。她终于最后坦白：范宜德（即林秉苏）是邓子恢的儿子；跛脚的赖平亚（即邓苏生）是林伯渠的儿子。
调查人员回京后向中央办公厅汇报。但邓子恢、林伯渠并不以为然，他们都认为，共产党人的子女，都是人民大众的子女，姓名只是个符号，改不改由自己。
林伯渠对两个孩子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人民养大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改不改由自己，但是，你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养父母，将来工作了，要承担赡养他们的责任。共产党人的子女，不是私有财产，都是人民大众的子女!”
既然真相大白，两个孩子应该改名字了。可是，谁都没有这样做，直到10年以后……
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在北京逝世。林伯渠的逝世让邓子恢很是难过。心情忧郁的邓子恢把林秉苏叫到跟前，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有选择和使用姓名的自由权了。”
邓子恢接着说:“作为你的爸爸我想来想去，按传统习惯给你取了两个名字:邓瑞生、邓秀生。”
停顿了一下，邓子恢解释道:“你出生在瑞金，瑞生，是用来纪念出生地的。你的生母黄秀香，他为我生下两个孩子，你姐姐出生不久便饿死了，你是她唯一的孩子。秀生，就是用来纪念你母亲的。”改姓更名与否，林秉苏当时没有肯定的回答，但却把父亲的话牢记在心中。
1957年高中毕业的邓瑞生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对于他的志愿,父亲邓子恢不以为然，对儿子说:“我建议你学农业，不要去北师大了!”然而，8月29日北师大寄来了录取通知书。看到儿子已经被录取，邓子恢没再说什么。当时，邓瑞生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样恳切地希望他学农业。慢慢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才逐渐理解了父亲心中对农业、对农民的感情。
邓子恢和孩子们（后排左一为邓瑞生）
让邓瑞生记忆犹新的，是1960年,邓子恢带领全家去参观在北京展出的四川泥塑《收租院》。
当走到一个插着草标卖身的瘦弱小女孩的塑像旁边时,邓子恢眼里淌下两行热泪，久久没有说话。参观结束以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们:“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疾苦，而不能去欺负他们。”
对于父亲话中的含义，当时涉世不深的子女们无法全部理解。他们只知道父亲解放后从事农业工作，父亲热爱农民,经常称自己是“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却没有想到：“父亲正经历着人生当中的最大艰难和挫折。”
1953年和1955年，在领导、组织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两次被批判为“右倾保守”，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二次被长时定性为“右倾”。1962年，由于提倡农业生产责任制，批判他的调门又从“右倾机会主义”上升到“代表资产阶级自发热力”和“单干风”的高度。这是他受到的第三次批判，时间长达10年之久……
邓子恢和毛主席
但是，他所提出的这一系列主张和政策，都是从农民的实际出发，直到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的农村政策证明了邓子恢的远见卓识！
慢慢地了解了父亲的邓瑞生，毅然把自己的名字“林秉苏”改为“邓瑞生”,以表达对父亲的崇敬和爱戴和支持。
也因为这个原因,林伯渠的儿子苏生也一直坚持姓“邓”,直到1972年邓子恢去世后才改姓“林”。他后来说:“爸爸(邓子恢)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心情非常苦闷，为了支持他，我不能改原姓。姓邓，表示我同他站在一起。现在，爸爸走了，我改姓不改名，也是支持他的主张，永远和他站在一起。”
大学毕业后,林苏生填报的志愿上有两个地名:江西和福建,前者是生他养他之地，后者则是其生母牺牲地。最终他回到江西赣州,在赣州中级法院一直工作到退休。
而邓瑞生大学毕业时，和女朋友高松秀报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两人在分配表格上填下三个地名——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之后，领取了结婚证。邓瑞生在心里默默地对父亲说:“爸爸，您和林老经常对我们讲‘干部子弟不要老搞在一起,这样会脱离群众的要和工农相结合！’这句话我记住了，执行了。您的儿媳妇，她是个农民的女儿！”
但是，高松秀却先被分配到黑龙江鸡西煤矿,而他却被留在了北京。后来由于身体原因，高松秀调回湖南老家，担任常德市第二中学的物理老师，邓瑞生则参加“社教工作队”离开北京，两人天各一方，开始了漫长的分居生活，三年后返京在教育部门工作。
直到1968年，一天邓瑞生敲开父亲的房门说:“爸爸，我想调到湖南去。松秀一个人在那里，又要上课，又要带孩子。再说。我的养母在江西，湖南离江西近，我好照顾她老人家。”
邓子恢虽然舍不得，却理解儿子的心情，摆了摆手说:“你走吧!”
就这样，1969年春天，邓瑞生去了湖南，和妻子一起在常德二中教物理。他没有想到，三年多以后，一封电报把他和妻子催回了北京。
1972年12月10日，邓子恢因病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到湖南，邓瑞生悲痛万分，挥泪送走父亲；1973年4月初，他又带着悲痛上路，去江西会昌送别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养母。
邓瑞生与养母奶妈在一起
后来回忆说：“我一直很后悔，工作以后，没有抽时间看望她老人家。这次回去了，她却已经长眠地下。”
尽管父亲曾经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但是邓瑞生却过了一辈子普通老百姓的生活。1974年，他和妻子一起被调到了湘潭电机厂，在两间简易的预制板平房里安了家。妻子继续教中学的物理课，他则在湘潭电机厂做X射线探伤检测的工程师。70年代，对射线的防护条件极差，可是邓瑞生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年。摄入的X线给他身体带来很大伤害，影响了造血功能，可他无怨无悔。
他退休后的工资水平，比北京城里的低保收入还低。很多同学都为此抱不平，可邓瑞生总是一笑而过，淡然的过着自己的每一天，他乐观，大度，他笑对人生。他没有忘记父亲当年的嘱托，没有忘记自己是老区人民养大的孩子，他的心中一直牵挂着农民……
邓瑞生与林苏生
2013年8月邓瑞生去世后，妹妹邓小燕撰文回忆：“工厂的经济效应不好，他每月的退休工资仅数百元，穿着旧衣衫，吃着清淡的粗米素菜。在外人看来，就是个普通甚至有几分寒酸的小老头，绝不可能有人会想到他曾经居住在中南海的红墙之内，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后代”。
与很多领导人子女相比，邓瑞生没有大富大贵，没有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是共和国副总理的儿子，能够甘于平凡，何尝又不是一种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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