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张学良被释放后,记者问他最佩服谁,他立刻说出了3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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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台湾,被蒋氏父子软禁了半个世纪之久,已经90岁的张学良,重获自由。媒体对这位曾经改变历史,却又毁誉参半的人物,充满了好奇,于是迫不及待地去采访他。

在此过程之中,有记者向张学良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问他在中国当代人物中,有没有让他佩服的人?

1990年张学良被释放后,记者问他最佩服谁,他立刻说出了3个名字

张学良略微沉吟,很快说出了三个名字,其中就包括自己的父亲张作霖。

但出人意料的是,曾称霸东北,一度是当时中国最大军阀,还带着“父亲”这个身份光环的张作霖,在张学良最佩服的人里,只能排第三。

那么,另外两个让张学良佩服的人是谁呢?他们与张学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渊源?

有公无私,一心为国的周总理

让张学良第一个佩服的人,是周恩来。

1931年“9·18”事件之后,日本人公然入侵我东三省,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足有20多万人马,装备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之中,也算是不错的。

但由于蒋介石严令执行“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带着20万东北军,被调往内地“剿共”,东三省就这样落入了日寇手中,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顿时举国哗然。

1990年张学良被释放后,记者问他最佩服谁,他立刻说出了3个名字

蒋介石受到唾骂不提,张学良和东北军,也成了当时人们指责的对象。年轻的张学良虽然有心解释自己是奉命撤退,但面对汹涌的物议,如此单薄的解释怎么可能让人们满意呢?

到了1936年前后,日本准备全面侵华的动作更加明显,国内有识之士,纷纷主张国共合作,抗日为先。

延安方面更是先后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以及《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这两份通告在东北军群体中,引起剧烈反响,张学良本人也想洗刷当年“不战而逃”的耻辱。但蒋介石依旧顽固地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催促东北军“剿共”。

这种背景下,张学良与延安方面的联系,更紧密了。1936年4月,张学良在西安会见了周恩来。同年9月,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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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之后,就是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将军,趁着蒋介石到西安催促他们“剿共”的机会,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答应“全面抗日”。

当此之时,举国哗然,各种意见纷扰不一。国民党内部与蒋介石有仇,或者想要取而代之的军阀、政客们,以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想要促使局面恶化,逼张学良杀了蒋介石,自己好借机牟利。

而红军作为一直被蒋介石针对的力量,可以说与蒋介石的“仇”最大。张学良虽然在西安事变之前,就与我党有过商议,决定逼蒋介石抗日。

但蒋介石真的抓住了,他心里又有点忐忑。因为此时局势已经无法挽回,如果红军反悔,要除掉蒋介石这个坚决“剿共”的仇人,那么张学良就等于被逼到了墙角,无路可退。

这个时候,周恩来奉命代表中央到西安,与张学良商议此事。周恩来见到张学良之后,立刻表明红军态度,虽然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派,一直以来坚持“剿共”,双方之间可谓水火不容。

但鉴于外敌当前,保留蒋介石的性命,令其统合全国力量,一致抗日,对国家的意义更为重要,更有利于举国一致抗日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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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在与南京方面派来的谈判代表谈判时,周恩来在顾全大局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张学良受到的种种压力,理解他,支持他。

周恩来在此过程之中展现出来的真诚和亲和力,更是让张学良感触颇深,彻底赢得了他的敬佩。

以至于在几十年以后,终于重获自由,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学良依然赞叹有加,说到的第一个佩服的人,就是周恩来。

他说周恩来“有公无私,一心为国,是我最佩服的人之一”。

钦佩毛主席的能力

除了周恩来之外,当时张学良在回答记者提问,谁是他最佩服的人时,第二个提到的是毛主席。

作为一个统帅,张学良非常清楚,让手底下的人心甘情愿地跟着你,无论面临怎么样的困境,都不离不弃,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他曾在采访中说:“如果是我,带着手底下的兵去长征,不等长征结束,人就跑光了”。

而毛主席率领的红军,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历时两年多的时间,行程2万5千里,期间还要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作战,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300多场,可谓是艰苦卓绝。

这样的条件下,红军队伍依旧紧跟毛主席,宁愿爬雪山,过草地,翻山越岭,也不离不弃。

一般人或许不能理解这其中的艰难,但作为亲自带过兵的人,张学良对此却深有理解。

尤其是红军长征的过程之中,他率领的东北军,也奉蒋介石的命令,围追堵截,可谓是眼睁睁地看着红军长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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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历,让他更加理解毛主席能让上万人马,无怨无悔地跟着自己,并且还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与国民党军队周旋,有多么的不容易。

如果说张学良钦佩周恩来,佩服的是他的人格魅力,是他的大公无私的精神。那么张学良对毛主席的佩服,则更多的是敬佩他老人家的能力。

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他带领的东北军,可以说是红军的敌人与对手。而毛主席和红军的2万5千里长征,能够让“对手”钦佩,更显他老人家的伟大与卓绝。

佩服张作霖的选择

除了毛主席和周恩来之外,让张学良佩服的第三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张作霖。这其中固然有“父亲光环”的加持,但也算名副其实。

1990年张学良被释放后,记者问他最佩服谁,他立刻说出了3个名字

因为张学良佩服张作霖的,是他在面对日寇侵略中国时的选择。

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张作霖是“有大略而无雄才”。

作为那个年代的大军阀之一,张作霖虽然有种种“恶”迹,包括残害我党早期革命先烈,与外部势力勾结等。

但他这个人,出身寒微,从最底层的土匪山贼,一路成长为全国最大的军阀之一,个人的能力是不用说的。

张学良作为一个享受张作霖身份带来种种好处的人,佩服自己父亲的“奋斗史”,也算是情理之中。

其次,张学良还佩服张作霖的,则是他对日本和苏联的态度。那个年代,国内军阀想要壮大,或多或少的都跟国外势力有联系。张作霖占据东北,跟他接近的就是苏联和日本,自然免不了和日苏打交道。

1990年张学良被释放后,记者问他最佩服谁,他立刻说出了3个名字

在此过程之中,他也接受了很多日本方面的武器援助,以此换取好处,壮大自己的力量。最典型的比如以东三省的铁路运营权,换取日本对他的武器援助这事。

只不过,日本人没想到的是,当初与张作霖谈判的时候,说好的用武器援助,换取日本在东三省的铁路运营权,结果武器张作霖照收不误,到了他们想按照约定控制东三省铁路的时候,张作霖却打起了太极。

最后日本没办法,只能派外交官员直接找到张作霖,质问他过去的承诺什么时候兑现?张作霖眼看混不过去了,直接说:“承诺,什么承诺,你们指望一个土匪守承诺,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

1990年张学良被释放后,记者问他最佩服谁,他立刻说出了3个名字

日本人简直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但碍于没有做好侵华的准备,而且张作霖的东北军已经壮大,只能威胁一番以后离去。

站在后人的角度去看,张作霖这个“东北王”匪气冲天,像那个年代的很多军阀一样,剥削人民,镇压革命义士,属于典型的“反动派”。

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张作霖宁肯跟日本闹翻,也不愿意让日本掌握东北铁路,为其侵略东三省打基础,最后也因此而命丧黄泉,证明就算是一个“反动派”,他也是中国的“反动派”,不愿意做日本人的走狗。

1990年张学良被释放后,记者问他最佩服谁,他立刻说出了3个名字

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讲,也算是守住了大节。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逼蒋介石抗日,最后自己因此被软禁50多年,显然是受到了张作霖潜移默化的影响。

张学良其人

张学良这个人,在历史评价中,可谓毁誉参半。

有人说他就是个纨绔公子,仗着父亲遗留下来的政治和经济遗产,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主见,也没有能力当20万东北军的“少帅”。

有人说他过于天真,为自己个人的想法,发动“西安事变”,把国家置于更危险的境遇。幸好是最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否则蒋介石在1936年出个什么意外,中国立刻就要陷入分裂之中,只会便宜日本侵略者。

关于这一点,可以作为例证的,是当年西安事变爆发以后,政治上相对“独立”的阎锡山发给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一封电报。

1990年张学良被释放后,记者问他最佩服谁,他立刻说出了3个名字

阎锡山在电报中说:

……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

客观上去讲,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阎锡山担心的事情,是有可能变成现实的。

“西安事变”以后,南京政府其实已经做好了跟张学良,杨虎城打仗的准备。其它各路军阀,也都有异动,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但历史无法假设,“西安事变”的结果,使全国统一抗战的局面基本形成,此后第二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启全面侵华战争,如果没有国共第二次合作,没有全国集中精力的抗日,也许淞沪会战就不会打三个月,日本人宣称的3天拿下上海,也会变成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学良当年的抉择,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是有贡献的,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

1990年张学良被释放后,记者问他最佩服谁,他立刻说出了3个名字

如果不看结果,更主观地去评价张学良这个人,他固然有种种“纨绔公子”的作风,但自从被释放以后,接受采访时,他说出的三个最钦佩的人,是周恩来,毛主席,以及他的父亲张作霖这一点来看,张学良是知道什么是好的,伟大的,什么是不好的,会被历史所唾弃的。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他这个人有最基本的是非观念,虽然自己因为出身,立场等等原因限制,有些事不能做,有些事做不到,但那是环境问题,能力问题,而不是态度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少帅”张学良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所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正面形象大于负面形象的存在。

对于后世人来说,更重要的,更应该记住的,是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而不是他的那些“纨绔往事”。

结语

民间有句俗话,叫“跟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跳大神”。

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往往从他喜欢什么,佩服什么人,就能够看出端倪。站在后世的角度去看,张学良作为一个“军阀二代”,最佩服的三个人里面,除了他父亲之外,剩下的两个竟然是毛主席和周总理。

1990年张学良被释放后,记者问他最佩服谁,他立刻说出了3个名字

这个略显意外的答案,其实就能够反证,在1936年,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张学良为何会做出那样的选择了。

“西安事变”之中,张学良做出的选择,也并非是一时冲动的偶然之举,而是自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发动侵略战争以来,凝结在张学良身上的爱国情怀的突出表现。其中带着很强烈的历史必然性。

反过来说,“西安事变”也代表了张学良这个人,他“逼蒋抗日”时的决绝,最后又心甘情愿地送蒋介石回去,被软禁50年的不幸。

这种种矛盾凝结于一身,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既是一些人眼中“民族英雄”,又是一些人眼中“纨绔子弟”的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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