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赣南、闽西根据地秋风萧杀，寒气袭人，嘀嘀嗒哒的军号声像刀子一样揪割着根据地人民的心肺。由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8.6万余人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启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
为了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牵制敌人对红军主力追击，中革军委决定在原中央苏区的基础上，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留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项英，担任分局书记，由他统一指挥留守的1.6万人的红军部队。
红军在苏区战斗
然而红军主力刚走，数十倍的敌军便向根据地扑了过来，中央苏区逐步被敌人包围压缩在狭小区域里，形势十分危急。1935年2月，项英不得不决定将中央分局与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机关人员分派到各部队去，进行分路突围，并决定让病得厉害的瞿秋白、年老体弱的何叔衡、中央苏区妇女部长周月林和怀孕在身的自己的妻子张亮等4人撤离中央苏区，经福建、广东去香港或上海，邓子恢到福建永定、龙岩一带领导游击战争，与他们同时出发，并派了一个警卫排护送。
经过几天的艰难行军，大约2月18日，他们一行人到了福建省委驻地——长汀四都山，见到了福建省委负责人万永诚。万永诚对于瞿秋白他们下一步的突围，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将瞿秋白等人和外地买香菇的商人混在一起送出去。瞿秋白考虑到自己和何叔衡的身体状况，以及张亮怀有身孕，一旦被敌人发现开枪，将很难逃脱，所以没有同意。
另一个是将瞿秋白他们伪装成红军的俘虏，护送的红军战士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假装“押送”他们混过敌人的封锁区。这个方案瞿秋白表示同意。
两天后，瞿秋白他们离开四都山，向永定方向进发。当时山路崎岖，为了避免与敌人正面相遇，只能昼伏夜行。
2月24日凌晨，他们到达距离水口镇十里远的小径村。当时，他们又冷又饿，暂时在这个小山村停下来休息，或许是太过疲惫，大家的警惕心降低了一些。当他们在山村里烧火做饭、烘烤衣服的时候，炊烟很快吸引了敌人的注意。
驻扎在水口镇的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的一个叫李玉的营长得到消息后，迅速带领敌人就赶来阻击他们。
保安团的出动，让这次突围变得异常艰难。队伍里唯一身强力壮的邓子恢指挥着警卫排与保安团战斗，为其他人的突围争取时间，不过瞿秋白等人对此地的地形并不熟悉，再加上身体条件也不允许，不知道应该往什么地方突围。
也就是这犹豫不决的档口，敌人的人数越来越多，而己方人数越来越少，邓子恢只能让大部分警卫队与保安团继续战斗，而他自己则亲自带领大家突围。
五个人很快爬上了一座小山，在爬山的过程中，何叔衡已经气喘吁吁，不得不由警卫排的人架着往前走，而等到大家爬上山顶之后才发现，这座山是一座孤山，后山陡峭难行，而山下早已由保安团围住。
看到这样的情形，何叔衡突然站出来，对邓子恢说：“开枪打死我吧。”
何叔衡
邓子恢自然不肯这样对老同志，而何叔衡已经不想拖累大家，趁人不注意跳下了山崖。可怜我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就这样牺牲于荒山野岭之中。
此时，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瞿秋白更是躺在山顶上发着烧痛苦不堪，而张亮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甚至连悲伤也来不及……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滚下去。”
大家拼着最后一口气往山下滚去。很快周月林发现了前面的邓子恢和十几个警卫排的成员，周月林快步追上他们，只要继续往前走，很快就出了包围圈，但让周月林不安的是，她没有看到瞿秋白和张亮。
来不及多想，周月林转身往回跑，在不远处的草丛中，周月林发现了瞿秋白，紧接着又在附近发现了躺在草丛中的张亮。此时的两人已经没有力气继续行走，周月林只好将两人安置在山沟里，对他们说：“你们在山沟里休息一下，我去找一个能藏身的地方，先躲起来，等到夜里再走。”
说完，周月林就一边躲避敌人，一边在附近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很快，她发现了一个小水塘，水塘周围的草丛很高，人藏在里面很难被发现。她将两人搀扶到了水塘这边，三个人静静地躲在草丛中，希望敌人在搜不到人的情况下能够离开。
此时，邓子恢和警卫队已经突围出去，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无法再返回来救他们，况且也不知道他们被围在了什么地方。
邓子恢
在没有人支援的情况下，三人只能等待，但等待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闲着，必须要做好被捕的准备，毕竟，即便是被捕了，只要他们的身份暴露不了，就有被救出去的可能性。
实际上，几人早在离开福建省委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一旦被捕，在被审问的时候，需要说什么，怎么说，都要经过反复推敲，所有的细节必须对上，以达到滴水不漏的程度。
他们各自都编造了一套新的身份，比如周月林就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现在红军大部队已经离开了，医院也解散了，所以她要回闽西老家。
而张亮就叫周莲玉，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是被红军绑票的受害者，丈夫不肯出钱救她，所以红军要把她押送到别的地方去，遇到保安团之后，那些押送她的人都跑了，然后她就遇到了好心的不知道姓名的护士。
而瞿秋白则叫林琪祥，是江苏人，曾在北京大学学过中文，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和古董生意，后来又进入医学院学医一年。他本来在1932年去福建投亲，结果半路上被红军抓到了瑞金，在瑞金做过医生也做过文化教员。红军长征后，他成了卫生所的所长，春节期间携款逃跑，想到上海去生活，结果就遇到了这次保安团的抓捕行动，在东躲西藏的过程中与两位妇女相遇，藏在了水塘附近的草丛里。
三人躲在草丛里，又将之前想好的身份重新核对，以符合当下的情况。为了逼真，周月林将本该自己保管的五根金条拿出来给了瞿秋白。
三人又合计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漏洞了，这才重新开始关注他们的处境，李玉的人已经越来越近，丝毫没有放弃的迹象，似乎不找到点什么决不罢休。
很快，三人就被发现了，然后被带了回去，为了让他们吐出自己的身份，三人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审问的时候也是分开的。
因为三人提前已经想好了口供，所以应付审问并没有什么问题，李玉是一个谨慎的人，对三人更是反复审问，但所有的口供都能串起来，这倒也无法弄清楚他们的真正身份，李玉将审问的结果报告给了团长钟绍奎。
钟绍奎并没有立刻相信这三人的身份，但因为周月林和张亮都是女人，且张亮还怀有身孕，钟绍奎觉得两人即便和共产党有什么联系，也不过是小角色，不值得大费周章。
凭借多年的经验，看见瞿秋白镇定自若的模样，觉得此人大有来头，便将瞿秋白投进监狱，待查明其身份后再向上司报告。
所以在这三人中，瞿秋白成了最被关注的一个人，而周月林和张亮则相继保释离狱。
最先被保释的是周月林和张亮。先是周月林，当时恰好李玉的妻子要分娩，周月林当过护士，所以就被李玉的母亲保出去给李玉妻子接生和伺候月子。
而张亮则被一个富商看中，这个富商已经年过五十，但老婆不能生养，他听说保安团抓住了一个怀孕的女子，就起了心思，花了大价钱将张亮买回家，生下来的孩子归他所有，而张亮也做他的小老婆。
所以周月林和张亮都离开了监狱，而瞿秋白则依旧被关押着，继续被审问。钟绍奎对他仅仅是怀疑，无法真正探知他的身份，只能先放在监狱中。
瞿秋白便以林琪祥的名义，给在上海的友人鲁迅、周建人和妻子杨之华写了信，索取铺保证明，如果有店铺能够证实他与共产党没有关系，那么便可以被保释。
瞿秋白
上海党组织收到信后，火速出具了一个铺保证明，为了力求逼真，还筹划开一家真正的旅馆以骗过敌人，将瞿秋白保释出来，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正当众人紧锣密鼓地为了营救瞿秋白而奔走时，岂料几天后，报纸上便大幅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6月18日，蒋介石突然命令敌36师师长宋希濂将瞿秋白就地枪决。
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眼看瞿秋白就可以获救，是谁又出卖了瞿秋白，使他暴露了身份？
瞿秋白被杀害后，周月林和张亮很快又再次被捕入狱。在牢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下了儿子项学诚。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事情才出现转机。1938年的一天，周月林突然接到通知，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
原来，周月林丈夫的朋友陈士明，在闽西龙岩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知道她被捕后就在想办法营救。现在，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他疏通关系，将周月林、张亮两人保释出狱。
但是，这也为她们被怀疑为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提供了所谓的“佐证”。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一起被抓进去，瞿秋白被杀，而她们却能够平安出狱呢？！
“瞿秋白是被这两个女人出卖的”！就成了定案。从此，两个女人背上了“可耻叛徒”的黑锅沉冤于世。
长期的狱中磨难和山水远隔并未耗损甜美的爱情，张亮一出狱她就奔向那个思念了3年的人。1938年2至3月间，项英在南昌着手编组新四军时，张亮带着儿子项学诚找到东南分局。
当时，项英早已知道妻子张亮在三年前被国民党军俘去，也知道妻子有“叛徒”的嫌疑，虽然他内心深处不愿相信，但妻子被俘后的情况无法查清。这次会面中，虽然张亮跟项英阐述自己不是叛徒，但是因为没有证人，所以张亮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为了安全起见，项英没有把她留下，而是给了一些钱让她走了。此后两人再没有与张亮见过面。因当时的政治背景和严酷的斗争环境下，患难夫妻也不得不分道扬镳。
项英、周恩来、叶挺合影
可以想象，历经磨难的妻子，在狱中产子、艰难养育，出狱后又经历千辛万苦找到丈夫，却不被信任，甚至连他们共同的孩子也受到漠视，这会是怎样一种悲痛？
这个坚强的女人离开南昌后，1938年4月把儿子项学城送到了延安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张亮，也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就像空气一样从人间蒸发了。
关于张亮的下落，长期以来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张亮出狱后见项英时，被项英枪杀。但是，据项英身边工作人员李德和、李一氓等回忆，张亮、项英见面后在房间并未发生激烈争吵，谈了一个多小时就分开了，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枪杀”事件；另外，张亮送儿子去延安时，原延安市妇联主任徐明清还接待过她，所以“项英杀妻”肯定是不存在的。否则，项学诚是怎么到的延安呢？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公安部一位以前在延安工作的老同志，在康生手下参加过一些专案组的审查工作。据他回忆，他们曾抓住了一男两女，怀疑是托派，找人审查，最后男的被枪毙了，两个女的被康生下令勒死。他听说其中一个人是项英的夫人，她“出卖”了瞿秋白。
根据当时的斗争环境，相比较而言，第二种说法更为真实可信。
在那个极其残酷的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几乎每天都有鲜活的生命，在与敌人的战斗中牺牲。作为中央高级领导人项英的妻子，张亮也许想到过，可能有一天会为了革命献出生命，但她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生命。
但是，她在党内的定位依然是一个出卖同志的可耻叛徒。
张亮至死也不会想到，摆脱“叛徒”的污名，最后还有赖于战友周月林的努力，还要等到瞿秋白被害44年之后。
张亮（右）唯一一张照片
周月林出狱后，第一个念头便是寻找党组织，然而无论是苏区党组织还是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关系皆已中断。她想寻找丈夫梁柏台，特意赶往浙江新昌县，见到了年迈的婆母和梁柏台终身未嫁的大姐，不过二人也不知道梁柏台的下落。
原来，当年周月林与梁柏台在江西于都分手后，1935年3月，梁柏台跟随项英、陈毅等人从赣粤边界突围时，因左臂被子弹打断，而落入敌手后被杀害。
万般无奈之下，她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上海，期待能在上海找到党的组织。可是过去的老关系早已中断，茫茫人海中她无法寻觅，成了离条之枝，脱线之珠。迫于生计，周月林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那一年她才31岁。
建国之后，周月林因为出色的能力出任街道干部，生活似乎走上了正轨。
然而她心中仍有痛：她到中央苏区之前，在苏联留学期间，曾与丈夫在苏联生下来一儿一女，因种种原因，回国后儿女都留在了苏联。根据时间推算，她在苏联的两个孩子倘若还在世的话，都已经成年，却没有任何的消息传回来，而她也无法和苏联那边取得联系。她是多么希望这两个孩子能够出现在她的面前啊！
然而到了1955年的一天，出现在她面前的并不是孩子，而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人。
原来，这一年是瞿秋白烈士被反动派杀害20周年，他的遗骸从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取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仪式结束后，有关人员询问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还有什么要求，杨之华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彻查当年出卖瞿秋白的叛徒，将其绳之以法，给瞿秋白一个交代，也给历史一个交代。
而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叛徒，谁是叛徒呢？五人中，何叔衡在当时就已经牺牲，而邓子恢突围了出去，只有周月林和张亮始终都在瞿秋白身边。
不是她俩出卖了瞿秋白还能是谁？张亮已死，专案组把目光对准周月林。
公安部门很快查清楚，周仍在人世，居于上海。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将周月林逮捕。被关押了10年后，直到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鉴于“罪行重大”，她刑满后继续被关押在狱。
周月林
如此一来，周月林出卖瞿秋白的“罪名”似乎成了铁的事实，许多有关瞿秋白牺牲的著述和文学作品，都将周月林和张亮说成是“出卖瞿秋白的两个女人。”
20多年的服刑生涯并没有使周月林精神崩溃，她在劳改农场无数次提出了申诉，对强加的罪名死也不服。她发誓，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挣扎、喊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周月林的上诉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开始认真调查这件事来龙去脉。然而事情过去了太久，工作人员只能对当年的资料逐个排查，尤其是各地方的报纸。
这一查还真就查出了往年没有查到的东西，在一份不起眼的老报纸上，有这样一个报道：“赤共闽省委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这份报道在报纸上的位置比较偏僻，如果不是细细看，还真就很难发现。
原来，1935年4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指挥部队，在福建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处的归龙山区，与汤恩伯部第八师敌周旋，坚持了两天后在战斗中牺牲，万妻被俘，熬不过酷刑，供出了瞿秋白曾在四都山住了两晚，然后向上杭水口镇赶去的情况。
于是国民党方面开始追查瞿秋白等人的下落。根据万妻提供的情况，敌人虽已怀疑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但因周月林、张亮拒不承认，又无确凿证据证明他就是瞿秋白，所以瞿秋白的身份一时还难以确定。
这时，一位在瞿秋白领导下的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过，名叫郑大鹏的叛徒走入钟绍奎的视线。经其指认，证实“林祺祥”确系瞿秋白。
至此，出卖瞿秋白的人已经真相大白，万永诚之妻（提供线索）和郑大鹏（当面指认）才是元凶。
1979年11月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周月林平反。当73岁的周月林拿到判决书的时候，泪水瞬间涌出来，差点滚到判决书上，她赶紧用衣袖擦了擦眼泪，却又禁不住放下判决书认认真真哭了一场。
她含冤44年，从1955年开始被关押，她挣扎过、痛苦过，但从未放弃上诉，终于党和人民还是还了她的清白。她终于可以堂堂正正走在路上，对别人说：我不是叛徒，我没有出卖瞿秋白，我无愧于党。
有关部门按照1925年参加革命的简历，给她定了行政14级干部工资。可是周月林自己却认为，这几十年一直蹲在监狱里，没有为人民作出什么新的贡献，最后只同意享受17级干部工资待遇。1997年12月28日，历尽劫难的红军女干部周月林老人，走完了人生的91个春秋，在丈夫的老家，浙江新昌县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至此，已经牺牲41年的张亮，终于拜托了“叛徒”的污名。后来，在其他革命前辈的照顾下，项英和张亮的一双儿女也都长大成人。
1931年，张亮在从上海去苏区前，将刚生下不久的女儿项苏云托付给组织上安排的人。后来，项苏云辗转来到延安，在李富春、蔡畅等父母战友的关怀下长大。
1938年9月，项英到延安参军六届六中全会时，父女三人曾短暂相聚，之后到1941年皖南事变牺牲前，项英再未回过延安，她与父亲也没有再见过。但项苏云说：一个慈父的形象永远深植于她的记忆深处。
项英与女儿项苏云（右）、儿子项学诚在一起
后在苏联留学期间，项苏云结识了林育英儿子林汉雄，两人相爱组成了家庭，婚后育有两儿两女四个孩子，林汉雄后任我国建设部部长，生活幸福美满。
项苏云回国后，从最基层做起，先是在北京第二棉纺厂担任车间主任，后来又先后在纺织部研究所、情报所工作。由于视力下降，1984年项苏云调到中国科协任青少部部长。在这里，她筹集大量经费，带领中国青少年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使中国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奥赛强国。
项苏云
而项苏云的弟弟项学诚命运则坎坷许多，这个生于监狱之中的孩子，解放后参军入伍，到北海舰队成为一名基层军官，但却在1974年患肝癌去逝，年龄还不满39岁。
到了晚年，从没见过母亲，与父亲只团聚12天，中年又失去弟弟的老人感慨万千地说：
“我所经历的悲欢离合，是很多人无法体会的，但同时它又是许多中国早期革命领导人子女共同的人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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