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后期，国军从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而为了弥补损失，他们只能通过后方进行更为严苛的政策，来为前线的进行所谓的输血。在西南大后方地区，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对于西南五省的老百姓来说，除了之前的田税之外，还有自卫捐、自治捐、保甲捐、役捐等等。而这些倒行逆施的结果，不仅给西南百姓带来了难以预估的灾难，也给我军后期的接收工作带来了后续的麻烦，特别是西南五省中的贵州地区。

在西南进行剿匪的我军

在我军接手贵州后，虽然国军已经撤退，但留在贵州大山之中的匪患反而愈演愈烈。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土匪队伍们居然还占据了将近半数以上贵州市县，公然与我人民政府作对。

甚至还公然袭击我二野5兵团司令员杨勇上将所在的车队，这又是什么回事呢？

尾大不掉的贵州匪情

1950年，刘邓虽然席卷大西南，但其实当时贵州省内的接收状况并不甚理想。国军从贵州撤退之后，我军刚接手的各县都纷纷出现土匪作乱的情况。

我军工作队在进行剿匪宣传工作

而有关贵州土匪这么严重的原因，则不外乎是这几点因素：

首先第一点是，当时的历史原因。

当初国军在贵州有一定的统治基础，这里的乡镇的保甲制度仍然没有被触动。反动乡绅们依然是县乡统治的主体，比如宗族管理，或者是哥老会、袍哥会还有所谓的道门，这些人长期和反攻派横行乡里惯了，压根就不服人民政府的管理。而且关键是他们手上仍有很多枪支武装，想要趁着新政府立足未稳，也有占山为王的心思。

土匪队伍在村庄里的行暴（剧照）

第二点，就是国军在撤退的时候埋下了很多包括特务在内的暗钉子。

在渡江战役结束后，国军就想把西南作为反攻基地。在1949年10月，当时的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和贵州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就在老蒋的授意下，开始联络这些土匪队伍，煽动他们进行反动作战。

他们一方面加强对其训练，编派特务对这些土匪队伍进行军事训练，并对其进行洗脑，要求他们做好长期和我军作战的准备，他们把地主恶霸、军阀政客、土匪特务、帮会组织中的反动分子都大量收罗、组织起来训练，并配发武器，依托贵州山区进行游击作战。另一方面，他们也让一些国军队伍假装起义，先打入新政府队伍里面去，并趁机挑拨人民的关系，伺机反攻。

解放战争期间在西南的国军

那么当时贵州的土匪们有多嚣张呢？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2野进入和解放贵州后，当时遗留在贵州抵抗的土匪大小势力有400多股，其中武装土匪达13万之多，在国军特意装配下这些队伍除了一些长枪之外，还配有冲锋枪、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装备，与一般的国军队伍无异。

他们不敢和野战军进行正面交锋，经常游离于县或以下偏远区域与我军周璇作战，并到处抢劫、破坏政府、劫掠物资、伏击我辎重军车和破坏交通干线，气焰极其嚣张。在1950年这些土匪队伍势力一度到达峰值，整个贵州当时一共80个县城，我军控制45个，而这些土匪队伍则占据35个，将近40%以上。

贵州境内的土匪队伍

胆大妄为的他们也干了一大堆天怒人怨的事件。

在1950年1月14日，当时刚率部在成都战役中凯旋而归的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上将，带着参谋长潘炎等兵团指挥部人员从川黔公路返回贵阳。但当军车行驶到遵义郊外的时候，早就在这里收到风土匪们就已经设置好伏击圈，杨勇将军的车队进入后，轻重机枪一顿乱打，射向我军队伍。杨勇将军的吉普车还成了首要的攻击对象，不过好在有惊无险，这股队伍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在遵义的驻军也快速赶来支援，才让我军兵团司令转危为安，安全抵达贵阳。

杨勇将军

除了伏击我军高层，对于下面进行的工作队他们也是肆无忌惮的攻击。

同样还是在黔北的的毕节和遵义地区，当时我军16军139团军需处处长，也是老革命的张维友，率领运输车队准备从贵阳返回遵义，却又被再次收到风的土匪们提请的布好陷阱。车队在贵阳郊外受到包围，车队大量汽车被摧毁，包括张维友在内20多名战士全部牺牲。在金沙我军一个排被土匪包围，全排英勇战斗，最后光荣牺牲。在毕节的纳雍，我军16军141团一个营被土匪和国军残部将近3000人包围，经过3昼夜激战，以伤亡500人（牺牲200人）的代价才突破包围圈。

被我军俘虏的国军残部和土匪

1950年4月，我军贵州军区在参加西南局会议的时候，又是在遵义和贵阳之间，遭到这些土匪有预谋的阻击，200多人的队伍被围堵将近的1天，最后还是靠着遵义军分区的增援部队到来才将敌人打退，在贵阳省城眼皮底下都敢这个干，可见其气焰是有多嚣张。

而且除了袭击我军之外，在一些交通干线很难到达的边缘以及缺少防守的乡镇，比如毕节一带的纳雍、金沙、织金和大方等县，因为缺少防御力量也是得而复失，大量新政府工作队惨遭这些土匪的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在贵州匪情期间，有将近2000人的我军战士牺牲（相当于一个团）。

在西南进行战斗的我军

大军贵州剿匪

针对于贵州发生的匪乱，我二野当局的态度是——零容忍。

邓公在会议上听取了部队和政府的汇报后，亲自草拟了了一份“关于西南情况和工作方针”加急电报上报中央。在得到中央的“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的方针指导后，贵州也开始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剿匪行动。

当时刘帅亲自下令二野5兵团16军（下辖46、 47和48师），除了留一个师在四川之外，剩下的部队全部调到贵州进行作战，入黔剿匪的部队包括：16军军部，46和47师、特务团、补充团、炮兵营。其具体部署为——129团负责仁怀4县、136团负责绥阳区域、其他部队负责遵义和毕节两条线。

在贵州境内行军的我军

在接到命令之后，早已对土匪恨之入骨的我军战士，士气高昂地奔赴贵州剿匪战场。

1950年6月，我军对黔中的王福堂匪部进行围剿，这些部队原本是国军队伍，在我军进入贵州后假装起义混入人民军队中，待我军主力部队进入四川等地后，立马开始反水，他们杀害我军派驻进入的政工人员，在我军3个野战团的攻势下，不到20天一举活捉叛匪“392部队野战副司令”王福堂，歼敌3500多人。

1950年7月，针对黔北金沙的土匪和国军残部队伍，我军集中4个团和炮兵营等部队，对其展开进攻，此战一共歼灭国军和土匪5个前进和反攻司令部，人数达5400人。

翻山越岭对土匪作战的我军小分队

1950年8月，趁着这两拨主要国军顽部被消灭的时机，我军组织了对东吴”和“西吴”两个当地土匪最大势力进行围剿，虽然土匪们想化整为零逃跑，但哪是游击队起家的我军指战员的对手，在9月初，全歼两股匪患，两次战役一共消灭4000多人。

实际上到了1950年10月，经过四次战役，贵州境内大规模的土匪队伍已经基本上被肃清。

但在个别地区，仍有小股土匪在活动，这些人几人到几百人为一股，虽然没有造成大规模破坏，但仍对山区的群众和边远地区的人民政府和工作队造成一定威胁。

当地群众为我军带路剿匪

针对这一情况，16军领导小组以及在成都的邓公一直认为，针对于这些小股土匪，应该以整治改造和发动人民自保和围堵为主，把群众发动起来，和军队一起组成铜墙铁壁，对付土匪。于是大量的我军和人民工作队进入到乡村工作，一方面对这些土匪进行喊话攻势，对放下武器的土匪和被胁迫的村民们以优待和教育为主。

另一方面，也加强村民和寨民自治，平日里大家联保共助，断绝山上土匪们的物资和粮食，迫使其下山投降。在1951年3月以后，有将近15万以上被胁迫或者和土匪纷纷放下武器下山。这些人里除了部分罪大恶极的匪首之外，基本上大多都被遣送院原籍接受改造和释放。

一些小规模的土匪主动缴械投诚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月到1951年8月，我军一共进行450多场大中型战斗，合计消灭抵抗的土匪和国军残部15000人，俘虏包括被胁迫的匪众25万人。在作战中缴获火炮200多人，轻重机枪1000挺，长短枪的11万支。

雨田君说

其实贵州剿匪仅仅只是解放大西南后我军进行剿匪作战的其中一部分，在四川和湘西等地的规模甚至更大。这些土匪和贵州很像都是当地恶霸们和国军残留部队组成，而我军在剿匪中也展现出了“土匪一日不清，大军一日不还“的决心。除了在武力上打击之外，更联合人民对土匪进行一场正义的围剿。

当然我军在西南剿匪中对于土匪队伍的得体处置政策，也让新政府能得以顺利接手西南五省获得人民来自内心的认同。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