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走出来的老兵

本文撰稿人为战斗英雄刘锡汀之子刘俊峻，写与2015年。

大山里走出来的老兵

——忆父亲刘锡汀

当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9.3大阅兵老兵车乘方阵隆隆驶来，通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检阅时，我的思绪被拉回到老兵父亲——刘锡汀，但很惋惜的是2003年9月10日他悄然、从容、果断地走了，若今健在虚99，也算是百岁老兵了。

父亲1917年3月3日出生在嵊州贫穷的山区孔村，独子。他从小跟母亲磨过豆腐，可根本填不饱肚子，跟父亲做过木匠，在能填饱肚子就是大户人家的年代，穷人有几盖得起房子？可谓磨豆腐的没豆腐吃，盖房子的没好房子住。当父亲是壮小伙子时，每天得砍两百斤柴挑到长乐镇去卖，以补贴家用。孔村到长乐镇的山路今天仍需四十分钟车程，一天一往返，对当今的壮小伙子来说简直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父亲在跟父母外出打工，有时没赚到钱，返乡时还得沿路乞讨。

父亲家的境况引起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注，在秘密教育和召唤下，加之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大肆进攻，特别是亲眼目睹了对嵊县（现改称嵊州）的轰炸，使他在1939年毅然决然跟了共产党的抗日武装队伍，并于1941年5月1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为人率直、刚毅、豁达、乐观。自从参加革命队伍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眨过眼，回过头，且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渡江战役前一直了无音讯。家乡的人包括他的父亲（母亲43岁去世）曾认为他早已战死沙场，然而他却在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美国佬的飞机、大炮和枪林弹雨中奇迹般地冲了过来。

在父亲遗体告别仪式上组织是这样评价的：刘锡汀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为革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鞠躬尽瘁，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残酷的战争年代，他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舍生忘死，英勇作战，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为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特别是在参加著名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及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中，他先后48次冲在前线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2次光荣负伤，坚持不下火线，在1949年渡江战役中，他被荣记四等功一次，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1950年入朝参加二次战役和五次战役，先后荣记三等功、四等功各一次，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功勋奖章和三级国旗勋章各一枚。1957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奖章。其实父亲获得的奖章、功勋章还有许多，只不过含金量以上述为最。父亲参加过的战斗也远不至这些，上述的都是有档可查的，有的是上了军史的。

据父亲的回忆，他参加的战斗有三百多次，特别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期间，父亲他们主要活动在余姚、慈溪一带，日伪顽要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新四军要进行反扫荡，这仗不想打都难，什么伏击战、遭遇战以及未经过筹划的零星战斗更是家常便饭。父亲入伍时身强力壮长的敦实，是位轻机枪手，轻机枪那可是当时游击队火力最强的武器，每次战斗机枪手都是敌人重点“照顾”的对象，可他命硬，硬是从鬼门关前挺了过来，毫发无损，我确信倒在父亲枪口下日伪顽军一定不在少数。这种战斗在交战激烈的敌后根据地极其残酷的环境中，是无法记录存档的。比如抗日战争中攻打余姚县梁弄镇，对这支规模不算大的三北游击队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战斗了。为了防止汉奸的告密，他们游走在四明山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行难觅踪影，居无固定舍。有一天晚下午，父亲带了一排人行军转移去下一个宿营地，因为有些战士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就提出是否绕近道走铁路，他看看连泥水坑都会躺倒战士，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铁路可是日本鬼子控制的危险路，派出去侦察的两人跑回来报告，有一小队鬼子正巡逻迎面而来且很近，撤显然来不及了，只有打了。于是父亲命战士们迅速地分散隐蔽到铁路旁的小土包后，等鬼子们抵近后，高喊一声打，一阵猛烈射击的间隙，高喊一排向左包围，三排向右包围，警卫员马上回去报告增援。日本鬼子遭到突如其来打击懵了，胡乱放枪抵抗了一阵，看天色已晚怕被消灭，丢下十几具尸体跑了。父亲他们因对前面的情况不明，加之疲惫没追。父亲那时就是个排长，手下哪几个排？哪有警卫员？虚张声势连吓带懵呗。不过战争就是战争，不是游戏，战斗是博命，父亲他们也被追杀过，亲眼见过受伤的战友被日本鬼子砍杀而无法救援。

解放战争是父亲参加有组织战役战斗最密集的时期，规模也大大超过了他在新四军时期，基本都是战役级的，一场战役几十次战斗是再平常不过事，他二次负伤就在这个时期。其中在攻打莱芜城时的负伤险些要了他的命，在发起集团冲锋时，迎接他们的是国民党军队枪林弹雨，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跨过前面牺牲的战友接着上。父亲在冲锋时突然感到腰间有一股热流穿过，起先他没在意继续往前冲，等到血把裤腿沁湿了一摸才发觉负伤了。子弹是从肚脐右边斜打进去的，从右后背侧穿出，子弹要是再正那么些毫厘，穿破内膜，血往内脏里流的话，共和国将多一名烈士。渡江战役二十军是第一支打过长江部队，父亲那时是副营长，可他是个旱鸭子，抢滩前船被炮弹打烂，是抱着木头浮渡上岸的，这是最危险的时候，简直是活靶子，可他还是命硬，躲过敌人疯狂扫射，成功抢滩登岸。当他与一被他带出来分到其他团的战友相逢，聊起北撤出来的人现在还有多少？扮指不满一双手，连他俩就八个，北撤时父亲是连长，带出来百十号人。打过长江后国民党兵溃逃，除了零星的战斗外，很少有有组织的抵抗，解放军摧枯拉朽木，秋风扫落叶，高歌猛进，挥师南下，攻城掠地。这时部队的战损率下降，局势渐趋稳定，爸爸才请了他的搭档当过小学老师的副教导员给家里写了封信，八年后家乡的父老乡亲才知锡汀还活着。

父亲的战斗生涯并非因新中国的成立而结束，1950年5月朝鲜战争爆发，二十军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又挥师北上，于当年的11月第二批入朝，那时他任月六十师一七九团二营营长。朝鲜这地纬度高，气候极度寒冷，冬季通常在零下三~四十度。撇开政治讲，朝鲜战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是一场绝对不对称的战争，对手是夹着二战余威骄横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无需说压倒性的武器装备，就说后勤保障。美国大兵后勤保障比是7：1，而父亲他们入朝时穿的却是秋衣秋裤，强行军靠的是“11路私家车”，走时还可以，停下来就冻得受不了。记得一部纪念抗美援朝叫《不能忘却的伟大战争》纪录片，一位二十六军老兵回忆，在开赴前线的途中，看到足有一个连的二十军官兵冻死在那里。冬天父亲他们一次伏击美国佬的一个运输车队，占据着公路两侧的小山坡有利地形，车队被围困在公路上，按说这是支缺乏战斗力的美国部队可以轻松拿下，美国大兵龟宿在车内，结果谁也不打，到了晚上眼睁睁地看着唾手可得的战果溜掉。父亲讲这段往事时显得有些遗憾，穿得暖烘烘的我还小很不解。其实是想打打不了，在撒尿成柱极其寒冷的冰天雪地这样恶劣的气候环境下，枪栓冻得根本拉不开，也不能拉，枪栓没拉开手指可能被拉掉。父亲脚趾甲全部被冻掉，以后新长的脚趾甲不是向前长而是叠着长。据文献记载志愿军入朝之初因冻伤亡减员超过了战斗伤亡的减员，特别是二十军。1951年春季在一个叫下遏隅里的地方，傍晚父亲又伏击了一支美军，这次美国大兵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从打趴下的探路的头车里俘获了一名在北京呆了四年会讲中国话的美军少校，问其他的人呢，他指着告诉在山后公路边的沟里躲着，父亲告诉他三点：1.叫他们放下武器出来投降；2.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3.他们的私人物品不受侵犯。少校不肯去，一定要我们的人陪去。天已渐黑，是否有诈？父亲在沉思，一名勇敢的四川籍战士自告奋勇，跟少校去那里转了一圈，把整整一个营的美国大兵带了出来。美军成营建制的投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先有。在五次战役黄草岭战斗中，父亲他们演绎了二十军版的上甘岭（此次战斗先于上甘岭战斗，上甘岭战斗后来发展成战役），反攻前被美国佬封堵在坑道里许多天，表面阵地被炸弹和炮弹翻了又翻，起先屎尿用脸盆一一传递到洞口倒掉，到后来连尿都变得金贵起来，当水喝呗。我在兵团工作时听父亲那时的通讯员讲过，岂止喝尿，听了连隔夜饭都要喷出的“东西”都吃。尽管生存环境恶劣到了极点，但父亲他们仍然坚守着阵地，每次炮火过后，立即冲出坑道，一次次打退美国佬的进攻，紧张激烈时，干脆是拼刺刀和肉博，这种舍命贴着打的战术美国大兵十分忌惮和不适应，因为他们的飞机大炮发挥不了作用，往往会扔下同伴的尸体往回跑，父亲他们就乘机抢扒美国大兵尸体上的枪支弹药和水壶，美国大兵在父亲他们面前始终未能突破防线，前进一步。五次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把战线最终定格在三八线上。

组织对父亲在部队的履历是这样记载的：1942年8月至1946年7月，历任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纵队战士、班长、排长、政治指导员连长等职；1946年8月至1958年4月，先后任第三野战军二十军六十师一七九团政治指导员、连长、副营长、营长、团参谋长、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等职。我们可以看出父亲的成长是一步一个脚印非常踏实，从士兵到任第一副团长兼参谋长从未调离过他的那支部队，这种情况很少见，这说明他的忠诚与忠实，是螺丝钉。战时的升迁一般是这样的，班长牺牲了战士顶，排长牺牲了班长顶，倘若一个连战至就剩你一个，指不定你就是一连之长。由此看来父亲军旅生涯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是用鲜血和生命灌注的。1955年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父亲的团作为预备队进行了紧张的备战。如今椒江市（以前叫海门）烈士陵园躺着四百多名烈士，如果当时主攻团进攻受挫，伤亡继续加重，父亲他们团就得顶上去。这是父亲参加的未参加的战斗，也是他军旅生涯最后的重大军事行动。

父亲1958年5月转业到宁波市工作，至1963年3月先后任市委工交部副部长、建设局党委书记；1963年4月至1964年11月，任市监委副书记；1964年12月至1969年12月，任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1969年1月至1973年6月，任市轻工业局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7月至1979年1月，任市人民法院院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1979年2月至1983年5月，任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1983年6月离休，享受地专级待遇。父亲到地方工作后，诚诚恳恳，兢兢业业，也未调离过宁波市，从未向组织提出过私人要求，暂时困难时期，他响应组织号召劝退母亲的工作；文革时期，他接受组织的审查，通过审查恢复工作后，他排除干扰积极恢复生产；文革结束后，他参加了宁波市的拨乱反正工作，是市委专案组的组长；改革初期，组织又让他搞当时紧缺的钢材、水泥等建材，建商场，搞地方产品推销。简言之，许多人不愿干的累活，得罪人的差事，他都毫无怨言地接了。他是老黄牛，为宁波的经济建设、社会治安作出了应有贡献。当然老黄牛也有发怒的时候，1980年一工厂文革期间的打砸抢分子，没加上第二批工资闹到经委，办事员出面接待做工作，半天也没做下来，父亲不悦，简要地了解了情况，亲自出马，明确地告诉那小子不能加。“啥道理？”那小子问，“文革那些事。”父亲直截了当明确但未点明，那小子火冒三丈，使出造反派的劲头，扬言加不上工资要给父亲“好看”，“你敢！”父亲拍案而起大声喝道，并告诉他“老子是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同日本鬼子、国民党兵、美国佬拼过刺刀肉过博的，你小子想怎么干？随便！”那小子被父亲的气势一下镇住了，结结巴巴地念叨着“等着等着”灰溜溜地走了，以后再也没来找过麻烦。父亲那种嘁哩喀喳看似粗暴的工作方法，在对付无赖样的人物，有时是十分管用的。父亲离休后也没闲着，倒不是利用他在宁波的社会关系和人脉去担任什么公司的总经理或董事长，而是担任了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顾问，经常对年轻人和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50周年，宁波电视台分别采访过他。

父亲对生活很满足，他常有两比：一，自从参加革命后，经过无数次的战斗，能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完完整整地活着，比无数阵亡和伤残的战友要幸运多了；二，现在享受着国家待遇，吃穿住看病不愁，比过去农村的土地主的生活要强多了。这两比虽不是什么上豪言壮语，但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由于父亲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所以很节俭，单位的人是不大愿意跟他出差的，因为他总是住规定招待所或便宜的旅社，吃也是挑便宜的。同理，他对我们子女的生活要求也很严格，是不允许我们剩碗的，哪怕还剩一粒饭，说是雷公看见了要打的呢！在我参加工作前没有拿到过一分钱的零花钱，要买什么了得说清理由，找回的钱得如数上交。小学填表格，家庭收入一栏我总是填76元，是父母有意隐瞒了前面的那位数字，等我小学快毕业时偶然看见父亲的工资单，才知道家里真实的经济收入。每年机关参加“双抢”和秋收，父亲总是要带上我到农村去锻炼。宁波造兰江剧院，父亲带我去工地搬砖头。单位关停并转，人员被分配的单位有好几个，我想调到称心的单位请他跟我们领导去说说，他让我自己去找就坐在他对面办公的那位领导（刚提任市经委副主任），等我去了他避了，他不是没说而是反说，结果自然没成功。

父亲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十分不满，有时也会发泄。改革开放初期，一次他在打扫院子自言自语道：“娘的，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拿着国家的钞票出国，说是考察，实在是去玩了。”我听得幽默了他一把：“嘿，老爸，这有什么好意见的，你也不是出过国吗？”父亲看着我，不解。“我哪里出过国？”“朝鲜。”“TMD，那是战场，不是游乐场，是要死人的！”对改革开放过程领导干部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父亲更是不能容忍，他曾与其他七位老同志联名向省纪检委反映情况，硬是把某位市领导拉下马，送进监狱。

父亲一生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心胸坦荡，浑身的正能量，对生死看的很淡定。他对组织和我们都讲过：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我这人很爽气，哪天不行了，不会赖床给组织添麻烦，给你们增加负担。父亲兑现了诺言。2003年9月9日，也就是毛主席逝世纪念日的那天上午，父亲亲自去单位领了共产党发的最后一笔离休金回家，自感有些疲惫，在我们家人的劝说下，去家旁的卫生院量了血压，并同医生扮了一下手腕，还很有劲，医生建议他在卫生院住下作进一步检查，既然需住院，我们决定去宁波市第一医院。下午入院后，父亲仍然非常乐观，还同医生护士开玩笑，还像往常一样吃了晚饭，并叫我们不要告诉组织和别人来探望。然而，夺命的病魔却在悄然地步步逼近，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告知他人。9月10日凌晨4时许，医生和护士开始抢救，无奈回天无术，在没有留下任何嘱辞，哪怕是片言只语，老兵父亲竟于8时25分离开我们，到另一个世界毛泽东那儿去集合了。我为突然失去老兵父亲而感到震惊、感到悲痛，我又为曾经拥有过的共和国忠诚勇敢的老兵父亲感到自豪。他没有留给我们多少财产，却留给我们太多太宝贵的精神财富。刚参加工作时年轻叛逆的我高兴了一阵，以为严厉的父亲再也管不着我了，但随着阅历和年龄的增长，我感觉到越来越离不开父亲，倒不是指望他能帮我什么忙，而他是够我一辈子阅读的教科书，是够我一辈子品味的陈酿酒。

老兵父亲永垂不朽！老兵精神与人民共和国永存，万古长青！

撰稿人：刘锡汀之子刘俊峻

2015年9月10日于旅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