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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形势的发展,领导者的人才观念也要发生 相应变化。尤其是对错误的、非科学的人才观，不仅要及时识别， 而且要主动地摒弃，树立新的科学的人才观，不断地推陈出新。知人难，但不是不能知。西晋哲学家、文学家傅玄说:“知人 的难处,最难的是辨别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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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的修养是源于道家，他就 会言谈自然，崇尚玄妙虚无;如果是出自儒家，一开口就是礼仪制 度，崇尚公平正直;如果是出自纵横家,就好谈论权力、机变，崇尚 改革、变法。诸子百家各有不同的追求，各有不同的长处。分辨他 们的不同，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知人之难。当一个人静默不动的时 候,怎样才能知道他将如何行动？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怎能知道 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在他从政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业绩？在 他赋闲的时候,他的学识如何？这四种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仔细观 察，总能发现他们的不同。所以这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难处。我们 所说的难处是，有的人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实际上是在 为自己的阴谋奸诈找理论根据。见风使舵，八面玲珑，受了侮辱却
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
标榜自己如何品德高尚;贪得无厌却满口清正廉洁;残害众生却偏 说自己多么仁慈;怯懦无能却说自己英勇非凡;为人奸诈却要信誓 旦旦;淫荡好色偏偏装出忠贞不贰的样子。凡此种种的伪君子，都 有一套以假乱真的技巧，会花样翻新地迷惑人们的视听。这在普 通百姓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对于当权者来说，却是最为 痛恨、忌讳的。有德行的人，力求使自己的心灵纯洁虚灵,虚心平 和地待人，任凭外界人欲横流,但永不动摇端方正直的立身准则。 明白了这些，才算明白了最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百家九流，都有 他们一贯坚持的原则。内心有了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对外坚持 原则，那些千方百计伪装的奸险小人就无处藏身了。空头高调谁 也会唱，但只要以实践检验其实质，那么是非正误马上就暴露无 遗了。
领导者的人才观,是指领导者在实施整个组织领导的过程中, 对人才和人才问题的观点和态度。现代领导者对人才必须有正确 的认识和态度,这是选好人才、用好人才的前提。
不同的人才观决定人才的不同命运，这已被无数的事实所证 明。东汉末年，统治者选举虚伪，任人唯亲,人才观念发生严重扭 曲，朋党比肩之风盛行，用人唯亲、唯虚而不唯才、不唯实,大批有 识之士有报国之志，无报国之门，而奸党小人得志，歪才佞才横行。 大量的人才被埋没。与此相反,曹操针破东汉用人观，于建安十五 年、十九年和二十二年三次发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 的方针，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业? ”“夫有行之
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 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 平! ”要求将那些有治国用兵才能而背着坏名声甚至被视为不仁 不孝的人士举荐上来。曹操深刻地认识到，天下未定，要实现自己 的政治抱负,急需大批人才。他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 无所不可。”而“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的战乱之秋，更需要将 “智力”、“功能”的人才标准置于用人的首位。在这种进步的、开 明的人才观指导下,大批人才归顺,人尽其才,尤其是过去大批长 期遭埋没的有志之士，更是如沐春风，如鱼得水。在曹操身边的主 要军事骨干中，有曹氏、夏侯氏、李典、许褚、典韦等中下层豪强，出 身寒微的毛晖、王观等都被曹操挖掘出来，并委以重用。可以说三 国之中，曹操收罗人才最为广泛，他的周围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这 正是他占有三分天下的凭据和资本。
不同的人才观，决定了不同的识人用人方式，也决定了统治者 或领导者的不同命运。曹操与袁绍兄弟在选才是否论资历的用人 观念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冲突。当时十八路诸侯在汜水关前被董卓 的大将华雄打得束手无策，无一人敢应战。关羽自告奋勇，“愿前 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袁绍兄弟认为关羽是跟随刘玄德的马 弓手，而大怒说:“凭你一个小小的马弓手，就在此胡言乱语，给我 打出去!”曹操却极力阻止袁氏兄弟，坚持让关羽出战。关羽这才 “停盏施神勇，温酒斩华雄”，立下“威震乾坤第一功”。袁绍却仍 大怒，并把张飞、关羽赶出了大帐。而曹操则批驳袁绍用人计较出 身贵贱和资历深浅,并为刘、关、张三人送去酒肉进行抚慰。在这 里，曹操的唯才是举、不计资历的选才主张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 袁氏兄弟任人唯贵、唯资历的落后观念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两种 不同的选才用才观，决定了人才的不同命运,也为袁氏兄弟的覆灭
唐玄宗是一位功过参半、喜忧参半的皇帝，他既领导唐朝开创 了“开元之治”的局面，又亲手酿造了“安史之乱”，使国家由统一 走向分裂，由强盛走向衰弱。在选人用人上能否做到推陈出新，在 他身上得到了双重反映。公元712年,唐睿宗让位给李隆基，即唐 玄宗。开元元年,唐玄宗消灭了太平公主势力，掌握了全部权力。 在用人上他吸取了武则天以来用人失误的教训，反对“不问贤愚 放手招官”的用人观念和准则，主张人才治国，任贤纳谏,澄清吏 治，加强法治，在用人理论和用人实践上遵循任人唯贤的原则,大 胆摒弃错误的观念，开一代用人新风。他刚正不阿，守法持正，以 才授职，使百官各称其职，“才有所用，贤有所宜”，上下君臣同心 协力,开拓了“开元之治”的鼎盛局面。但从开元24年起,他在政 治上、用人上开始走下坡路,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由改革走向保 守，由任人唯贤走向抑贤任佞，错误的人才观为他敲响了政治生涯 的丧钟。他不图革新，不听忠言，不纳忠臣，偏听偏信，任人唯奸。 使有的奸佞位居宰相、戍边重将等高位。危害最大的有李林甫、杨 国忠、安禄山、高力士等人。尤其是李林甫，排斥异己，拉帮结派, 用人唯亲，“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最终玄宗在安禄山、 史思明的强大军事攻势下，离京都远逃四川，断送了“开元之治”
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 的良好局面。唐玄宗治政，兴在用人，败在用人;兴在用贤臣，败在 用奸佞，根本的是其人才观的变化，逐步走上了错误之极端所致。 这个深刻的教训不能不永远铭记。
“世易时易，变法宜矣。”时代发展变化了，用人观念必然也要 随之变革。凡墨守成规、死抱教条不放的人，必然出现用人失误， 必然走上政治衰败之路。回观自汉至唐以来的历史,凡鼎盛之时， 统治者皆注重在用人观念上推陈出新，树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的、且独具特点的新的人才观。汉高祖刘邦的“布衣将相”之局， 使一批出身低微的小官吏、农民成为开国功臣，做到了人尽其才； 汉武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的思路,不计品流,不拘一 格，破格用贤才,开一代用人新风;魏、蜀、吴争夺天下之战,也就是 对贤才的抢夺战，用贤才的优劣战，出现了孙权谋求名士、信任贤 良的策略,刘备谦恭下士、发掘人才的思想和实践，曹操“唯才是 举”的用人原则。唐朝建立以后，李世民广开才路、荐贤举能，武 则天“唯才是依”，韩愈为“千里马”呼吁并以发现、扶植人才为己 任;及至近代，孙中山也提出了“立国之道，在于立本;立本之道， 在于立贤”的思想，并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关于平等使用人才 的主张第一次真正地付诸实践……，尽管历代选人用人的观念和 侧重点不同，但顺应时代、变革思想、广开才路的思维方式是一致 的。实践充分证明，没有适时的变革,就没有成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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