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女团长王泉媛逃离马家军魔爪后找到了组织，为何没有归队？

1995年12月，中央电视台为拍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的电视片，邀请了 . 老红军战士、原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重回河西走廊去看一看。这一年，王老已是83岁高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王泉媛时时刻刻都在怀念着牺牲和流落在那里的姐妹们，可一直没有机会前行。接到邀请后，王泉媛简单准备了一下，就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兰州市南滩街54号院，就是当年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地址所在，也是王泉媛最为刻骨铭心的一个地方。因为，在这里，她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

一走进老“八办”，王泉媛一眼就认出院子里的接待室，“是的，就是这里！”

展览室里的墙上高挂着当年曾在这里工作过的人员头像。王泉媛认出一个人，走上前去用颤抖的手举着拐杖说：“就是他不收我呀，不让我回来，给了我五块大洋让我离开。。。”

这位同志在1988年得知王泉媛几十年的悲苦生活后，十分内疚地说：“现在回忆起来，使她在解放后的数十年仍然过着悲苦的生活，我是有愧于她的。。。”

可再怎么说，也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更改变不了王泉媛所经历的悲苦一生。

一位久经考验的优秀革命者，一位战功赫赫的红军女团长，明明已经找到了组织，为何就不能收容她呢？无论是当时的收容政策，还是以王泉媛的革命资历和贡献，她都应该重回组织的怀抱。

西正路上，王泉媛率领妇女团参加了一条山战役、永凉建政、临泽保卫战、鏖战倪家营子、梨园口阻击掩护等一系列的硬仗苦仗，打得十分顽强勇敢，不输任何一支主力部队。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王泉媛带着十余人在祁连山中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游击后，因缺粮少弹，不幸被俘。

这年8月，马步青强行将被俘女红军分给自己手下的军官当老婆，王泉媛誓死不从，但敌人以姐妹们威逼，她只得把眼泪和委屈吞进肚子里。

虽然被迫跟了马进昌，但王泉媛却从没有屈服过；她的枕头下面一直藏着一把刀，一旦马进昌接近自己，她就拼死相搏。为此，她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

身陷囹圄王泉媛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组织，不在准备着逃离牢笼去找部队。

1939年3月19日晚，在马进昌家的仆人少女阿喜的帮助下，王泉媛终于逃离了魔窟，带着王秀英从武威来到了兰州。

两人在黄河北一家名叫“杨家小店”的客店里住了下来。

逃到兰州的第二天，王泉媛将王秀英（即将临盆）留在了客店，自己一个人租了辆黄包车，通过黄河铁桥，来到了南滩村54号院落前。门前的木牌上，赫然写着“第十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王泉媛走进了院子，敲开了接待室的门。

在另一间房子里，有一个人正注视着走进大门的王泉媛。尽管王泉媛穿着一件血迹斑斑的蓝色破长袍，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礼帽，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王泉媛。

这个人曾是王泉媛的领导，长征路上，他曾几次向王泉媛求婚，却都遭到了拒绝。那时候，王泉媛已经有了心上人。

王泉媛推开了接待室的门，一位与她年龄相仿的男同志坐在办公桌前没有动，“你找谁？”

王泉媛说：“我找党，找红军，找八路军！”

男同志上下打量着王泉媛：“你是谁？”

王泉媛回答说：“我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先锋团团长王泉媛。”

听到王泉媛的“头衔”，男同志的态度明显温和了一些，“你坐吧，你想干什么？”

“我要回来！我和一个女战士昨天晚上才从敌人手里逃出来，好不容易才到了兰州。我们要回来！”

男同志想说什么，又停住了，他迟疑了一会，说：“这事我做不了主。”

王泉媛说：“你去找个领导来，我要跟领导谈。”

男同志出去后半天没有回来，王泉媛等得有些不耐烦，正打算去找时，他领着一位30来岁戴着眼睛的男人走了进来。

男同志说：“这是办事处处长，你说吧！”

“处长”没有上前握手，只是严肃地打量一遍王泉媛的穿戴，问：“你说吧，你想干什么？”

“我要回来，回到八路军队伍中来，我要继续为党工作，我要。。。。”王泉媛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处长”打断：“不行！”

“不行”二字，对于急切想回到组织的王泉媛来说，无异于一道晴天霹雳，她急忙问道：“为什么？”

“处长”烦躁地在屋子里踱着步，“为什么？你们走了已经三年了，你现在说回来就回来，不行！”

“三年？”王泉媛又是一震。

“三年！我们怎么知道这三年你们都在哪？都干了些什么呢？不清楚的不能接收。”“处长”继续说。

王泉媛申辩道：“没有三年，只有一年零十一个月，我们被搜山的马匪抓到了，被关在马步青的牢里，后来我被囚禁在马进昌家里。我们九死一生才活到今天，才逃到这里。我要回来。”

“处长”再次重地申明：“不行！”口气比刚才更坚决，然而又说道：“走了三年，说回来就回来，还有没有组织观念？”

无论王泉媛如何申辩，这名“处长”一口咬定王泉媛离队已超过三年。三年，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就算从1936年10月西路军开始渡河西征算起，也没有三年。

王泉媛态度缓和了一点，问：“你说不行？那为什么不行呢？”

“处长”扶了扶眼镜，说：“上级有指示，走了一年的接收，二年调查，三年不收。你走了三年了。。。”

王泉媛举着一双无力的手在这位戴眼镜的“处长”面前哭着问：

“上级？谁是上级？你们知道我们受的苦吗？为了打通国际线，我们一路冲杀，一个战士要对付几个、几十个敌人！没有粮食，我们吃雪；没有水喝，我们吃雪；没有药品，我们还是吃雪！好像只有雪能救我们！

可是，在战场上，在土匪骑兵的追击下，有时连雪也找不到呀！我们好多战士被敌人杀害，死在战场上是烈士，那些死在牢里的呢，就不是烈士吗？

我们是被敌人抓住了，可我们没有向敌人低头，没有屈服，没有给咱红军丢脸。马步青把我们分配给他手下的土匪，他们几个甚至几十个对付我们一个。他们是男人，是土匪，我们的姐妹们全被抢光了。

我被分给他的副官，我不从，他就把我分给了他手下最凶狠。最恶毒的一个团长。我要跑，还没跑，只看了看地形，他就把我打得昏死过去。

我也没想活，我也想死，可几次要死，没死成，又活了过来，马匪这个团长带着全团去修公路了，我才有机会逃出来。快到兰州又翻了车，差点把我压死。。。”

王泉媛不禁失声痛哭。

在敌人的威逼和喝斥下，王泉媛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只有满腔的恨；可在八办，在自己的娘家，她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然而，王泉媛的哭诉并没有打动这名“处长”，他依然不冷不热地说：“走吧，这里有五块大洋，回去吧！回到你现在住的地方去。”

说着，“处长”就将五块大洋塞进了王泉媛的手里，然后走到门口拉开门，摆出了一副送客的架势。

“可是——”

王泉媛忍着揪心的痛苦，最终没说出“陈刚”这两个字，那个她朝思暮想的恋人的名字。两河口一别后，王泉媛跟随四方面军走完长征后又踏上了西征，而陈刚则跟随毛主席去了陕北。

王泉媛怕引起“处长”的误会，认为她回来是为了找丈夫！

“可是什么？难道你对上级的指示有怀疑？”“处长”严厉地说。

此刻，王泉媛只想知道这个“上级”是谁？是“处长”本人，还是八办的主任，还是别的什么人。因为“上级”的指示，王泉媛的离队时间由一年零十一个月变成了三年。

看见王泉媛没有走的意思，“处长”说：“告诉你吧，这个指示是中央决定的。”

“中央？”王泉媛顿时心如死灰。

她站起身来，抹了把脸上了眼泪，郑重地说：“中央定的我服从，不过请你转告党，就说我王泉媛已从敌人那里逃出来了，我王泉媛没有死。我无论走到哪里永远都是党的人。”

“处长”将王泉媛送出了接待室，又示意年轻同志送王泉媛出门，自己迫不及待地进了另一间房子。

王泉媛手里握着五块沉甸甸的大洋，失魂落魄地走在兰州的大街上。

回到杨家小店没几天，杨桂香也从武威逃到了兰州。王泉媛搂着两个比她小很多的姐妹，坚定地说：“我们要活下去。一定要！”

可是，刚逃脱马匪的牢笼，王泉媛她们又被国民党的便衣警察盯上了，住处遭到了监视，隔三差五地还要接受盘问审查，几乎等同于软禁。

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三个人每天只能用王泉媛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点白菜叶煮了吃。住店的费用早就交不起了，店老板同情她们的遭遇，让她们继续住着。

回归革命队伍的心愿支撑着王泉媛三人熬过了1939年的寒冷冬天。

流落兰州的妇女团战士余朝秀和何秀英在街上偶然听到有人在议论一位红军女团长，一打听才知道是自己的团长王泉媛逃到了兰州，并探听到团长就住在黄河北的杨家小店。

余朝英和何秀英逃离后一路乞讨来到了兰州。因为生活所迫，余朝英嫁给了小贩杨春之，何秀英与一名逃到兰州当挑夫的红军战士结了婚。

两人当即来到杨家小店，见到了王泉媛和杨桂香、王秀英。

为了摆脱敌人的监视，王泉媛她们分头离开了杨家小店，甩开了跟踪的便衣，乘坐羊皮筏子渡过黄河。王泉媛住到了余朝英家，杨桂香和王秀英住在何秀英家。

第二天，王泉媛和余朝英就迫不及待地再次来到八办门前。可眼前的一幕让两人呆住了：门口的木牌不见踪影，大门上挂着一把大锁。

王泉媛冲上去，扑在门上，使劲地拍打，却没有人回应。

一位戴眼镜的老头从隔壁院子里走了出来，对王泉媛和余朝英说：“别叫了，院里没人住。”

余朝英赶紧问：“大爷，八办的人去哪里了？”

老头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对立了，八办也常有特务来破坏，十天前就搬走了。”

“搬走了？”王泉媛一屁股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虚弱得没有了回去的力量。

王泉媛为何要坚持再找八办呢？

她听说谢老在八办工作，心里又燃起了希望。长征路上，谢老等一些年事较高的领导人都编在休养连，而王泉媛当时就在休养连工作。找到谢老，就能为她证明。

可王泉媛不知道，谢老早在1938年秋就返回了延安。

岁月无情，转眼到了夏天。

这时，王秀英已嫁给一位四川籍的理发师，搬出了何秀英家。不久后，杨桂香也嫁给了一名流落在兰州的西路军战士，他也在兰州当挑夫维持生活。

王泉媛在余朝英家里住一段时间后，就搬到王秀英家，再过些日子，又搬到杨桂香家。她之所以不离开兰州，就是为了寻找八办，寻找谢老，只求能回到组织。

可是，王泉媛不知找了多少次八办，问过了多少人，却始终没有一点八办的消息。

1940年的秋天很快来了。

这天，余朝英来到王秀英家里，给王泉媛送来了一些衣服。两人正说着话，何秀英和王秀英就哭着走了进来，对王泉媛说：“团长，他们说你，说你永远不当红军了！”

“谁们？”王泉媛问。

王秀英委屈地说：“八办的人。”

王泉媛一时不明白王秀英在说什么，就焦急地去问何秀英。

余朝英见终于瞒不住了，就把王泉媛拉到炕边说：“团长，我这次来，一是给你送几件衣服，二是相劝你——嫁人吧。”

王泉媛说：“不，我有丈夫！”

何秀英说：“团长，别再找八办了，找到也没用，他们不会收你。”

“我要找谢老，谢老了解我，他知道我王泉媛不会背叛党，他会收我的。”

“可是，他们说你给八办留了一封信，说你再也不回延安，不参加红军了！”余朝英说。

“一封信？一封什么信？”王泉媛似乎明白了什么，可她不敢相信。

余朝英说：“团长，我们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些，怕你生气，可现在还是让你知道得好。何秀英的男人在街上挑脚，陆续又遇到不少红军，凑一堆说闲话提到你也流落在兰州，不被接收，就有人说，八办的人说你自己不愿回到延安去，自愿留在兰州，说你给陈刚留了一封信，要和他断绝一切关系。。。”

王泉媛瞬间呆住了，茫然地看着一个方向，看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

一心想要回到组织的王泉媛何时给八办留过书信，何曾说过不当红军的话；陈刚是她朝思暮想的丈夫，她又怎会和他断绝关系。

还有一件事，就发生在长征路上。

1935年夏，红军长征到了两河口。有一天，王泉媛和吴富莲奉命前往北面一带的村子里去为部队筹集粮食。

两人辛苦忙活了一整天，走了四五十公里路，这才从一位老奶奶手里买到了30斤青稞麦。她们一粒粮食也舍不得吃，靠着几把喂养牲口的闭关草支撑了一天。

快回到部队驻地的时候，两人意外遇到了周恩来副主席。

周副主席微笑着跟她们打招呼，并询问她们去哪里了？吴富莲操着浓重的江西口音回答说外出去买粮。

“走出去多少里地？”周副主席又问道。

吴富莲想了想说：“有时五六十里，有时七八十里。”

周副主席一听，刚还微笑着的脸立马阴沉了下来：“真是乱弹琴！就你们两个女同志单独外出买粮，遇上川军怎么办？太不谨慎了。”

说完就取出纸和笔，在膝盖上写了几行字，递给王泉媛说：“把这个交给卫生部的领导。”王泉媛所在的休养连归总卫生部管。

周副主席又叮咛了几句注意安全的话后，就朝着两河口走去了。

王泉媛和吴富莲看了看纸条上的字，写的是是批评卫生部领导派女同志单独外出买粮，却不派武装保护，责令他们今后必须改正。。。

返回驻地后，王泉媛和吴富莲没有多想，就将纸条交了上去。

周副主席是体恤关怀下属，但某位领导却认为是王泉媛她们向周副主席告了自己的黑状，周副主席这才写条子批评他。

1940年深秋，王泉媛跟随一个叫万铃的云南人离开了兰州，准备回老家去。因为云南离江西老家不远。

王泉媛一路乞讨，经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数省，于1942年7月，回到了江西吉安老家。当衣衫褴褛、腿脚溃烂的王泉媛走进家门时，父母兄长一时竟然没有认出她来。

就这样，王泉媛最终没能再回部队。

1987年，徐向前、康克清、陈刚、秦基伟等同志为王泉媛写的证明材料相继送到了江西省委，江西省委派专人在吉安、瑞金、兴国等地调查了一年，又去河西走廊一带做了调查。

终于在1989年8月26日，王泉媛的党籍得到恢复：党龄从1949年11月算起，工龄从1934年4月算起。工资定为行政十四级，离休后享受副地级干部待遇。

52年，半个多世纪的苦苦等待，王泉媛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历史是公正的，丹书史册永远记载着王泉媛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和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