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眼镜之王胡福林于去年9月开始出走，引发了浙江企业主的出走潮。虽然温家宝总理及时来到温州遏制了奔潮的蔓延，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实际上仍是暗潮涌动，浙商年底伤不起。
“跑”字来源于闽南语，意思是为了逃避债务而逃跑。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已知已有200余人跑路，9个月内死亡企业2.5万家，不包括未去工商注销的企业。
信息远不止这些。事实上，这种奔跑的浪潮已经蔓延到中国的其他地方。据报道，元旦期间，河南安阳数万人上街抗议，因为民间融资企业的老板带钱逃跑，导致社会不稳定。
每次看到这个，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教创业者，在这个大潮中，自己伤不起自己，有人跑了？带着这个问题，我最近走访了一些教会企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教会企业家的情况，发现了一些特别的细节。
说到浙商，被称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不容忽视。温州模式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中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众所周知，温州的教会企业家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国外为自己的职业努力奋斗，他们还在全国浙**教会最新动态各地设立祈祷场所和教会团体，这是有目共睹的。
我记得有两个教会的企业家和朋友，曾经在最困难的时候谈论他们的悲伤、眼泪、失望和痛苦，但他们在谈话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对上帝的渴望，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离开教会。其中一个在武汉，他上半年带我去了他工厂新建的祈祷场所。他高兴地说：如果我的员工以后需要休息，我会让他们在祷告的地方休息，即使不能祷告，也可以陪着耶稣。
当然，在这个运行的大潮中，他们的运行是稳定的，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即使在经营困难的时候，你也能找到内心的支持，这样的教会企业家也不在少数。
最近在上海偶遇一位有影响力的温州企业家。聊天的时候知道他以前的工厂也是教会用的，家里人也积极参加教会活动。
我问他对温州企业跑路怎么看。他眼睛一亮，马上就激动起来：对，对，我的一些朋友在企业干得不错，都去放高利贷了。我劝他们不要这样做。现在惨了，好几个人都不见了。他强调，我们是教会成员，不允许这种非法牟取暴利的行为。
他老婆还一直跟我们说怎么带员工一起过周日，有多少员工自愿受洗。这是许多教会企业家的共同点，他们在创业时不忘把自己的信仰带给别人。
后来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他认识的教会企业家还没有跑路。温州教会企业协会会长姜树年神父表示，当地企业家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我觉得这就是教会创业者和其他创业者的区别。逃跑的企业只有几家，高利贷、炒股、炒期货、炒房地产，都是暴利，赚钱比实体企业快。于是乎，国家的房地产调控，货币调控，货币紧缩，而资金链一旦断裂，就要跑路。
另一种是小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只能借高利贷，造成运营成本较高，最后破产。相比之下，教会企业能够坚持下来，至少在逐利的资本运作中，基督的教导对这些企业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说到基督的教导，有一家公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去拜访的时候正好遇到他们开年会。
这家公司有1000多名员工，正准备上市。老板也是在上海创业的企业家。他将基督教文化充分融入企业文化，并将这种精神渗透到每个部门和每个员工身上。
年会上，董事长和部分员工引用圣经故事分享经验。在最后一个晚上，数百人，我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客人和员工都不是教会成员。后来，我和一位来自Xi的老师交谈。她说，虽然她没有信仰，但她很喜欢这种祈祷方式。现在的工作竞争大，压力大，可以释放人内心压抑的情绪。
有的员工分享的很好。她说，她在这里得到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还有精神财富，这是她一生难得的经历。
我看到很多企业也有企业文化，但都是着眼于激发员工的斗志。难得融入基督教文化，专注于关爱人心，从而激发人的身心健康，积极生活。也许是唯一的一个。
会议期间，我好几次想起，其他大企业也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但缺乏人文关怀，导致人事问题层出不穷，这也是中国大多数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留下的后遗症。
这家企业的总经理说，从年底开始，这么多跑企业可以看出，这些企业除了外部因素，最大的原因是企业家浮躁，盲目追求利益。他认为，一个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很多中国企业多年来一直在呼唤。有多少人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教会企业家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不自觉地走出真正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也让他们在这场来势汹汹的经济洗牌浪潮中稳扎稳打。
江浙闽 基督教国家
又是一个无语的问题。
在“江浙都是财阀买办”“江浙宗族思想轰轰烈烈”之后，出现了一套新的说法：“江浙基督教信徒多”。
即使你和他强调浙江电影中的基督教主要集中在浙江东部和东南部，他也会把这种基督教等同于野基督教，然后带过来一批，几乎不是说“江浙邪教盛行”。
首先明确一点，基督教在全国范围内有四个高点：一是黄淮；二、云南；3.东南沿海的一些港口地区；4.东北。
黄淮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中原，起于苏皖淮河以北，止于黄河。黄河以北基本上是正统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也可以说是广义的基督教，而不是新教。
黄淮传教士也沿海登陆，从上海、青岛等地进入内陆腹地。
云南属于边境地区，本土化较晚，是从东南亚输入的，与当时西方殖民历史有关。因为本土化比较浅，很明显基督教会更快被接受。
东南沿海港口城市，比较零散，主要有北部的萧山、慈溪、宁波、温岭、温州、福清等地，其中温州最繁华，当然与近代传教有关。
这三个地区都有一个特点，从农村开始，自下而上。其中黄淮地区更为明显，基本集中在农村。
黄淮基督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正统，野教徒多。
东北基督教与上述三者不同，不是来自近代传教，而是受朝鲜影响，但众所周知，朝鲜基督教多为异端，接近黄淮。
但与黄淮相反，东北的野基督教主要流行于城市。这和1998年国企下岗，东北城市单位社会崩溃有关。
前几天疫情的殷太太，据说就是这种基督徒。
所以说江浙有基督教主要是指江苏的淮北地区，但这个地区实际上被认为是华北的边界；还有浙东和浙东南，但主要来说，温州最多。
江浙的核心板块，也就是环太湖地区，没有兴盛的基督教传统。虽然是近代西方传教的第一站，但主要是通过城市上层自上而下的渗透。
这有点像东北，但明显不同于黄淮、云南和东南沿海。但是，也有一些不同。东北的基督教徒大多来自城市平民，而近代江浙的基督教主要是城市中的上层阶级，或者说，是一个接触西方文化较多，思想比较开明的群体。
最典型的形象是莫若家族(虽然宋本身并不是江浙人)，经商与美国上层政治经济势力密切相关。
我提到了基督教在东北和云南兴盛的一点原因，但是黄淮和东南沿海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宗教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进入。
宗教，本质上是思想组织起来的共同体，给人精神和物质的保护。因此，外国宗教要想流行，就必须满足：
当地社区需要这种社区，但现有的当地社区不发达，达不到预期。
如果当地没有这样的社区需求，或者现有的社区比较完整，就不容易进入和成长。
黄淮属华北，东南沿海属华南，或峡江与华南的过渡板块。这两个地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或多或少都有社区需求。
华北华南农村集中在农村。华北很大程度上是防匪，华南是争夺和开发土地资源。另外，这两个地方人地矛盾尖锐。中国北方生态环境单一，人口密集，人地结构脆弱，而中国南方耕地太少，因此也需要休息
以太湖为主的峡江地区，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上江地区，农村分散、家庭小、人地矛盾小、社区需求不强，实际上无法形成社区。
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北的基督教最容易进入，而商江、峡江、华南则很难进入。前述东南沿海，即浙东、浙东南、闽东、闽北，可视为峡江至华南的过渡带，介于两者之间。
这也符合我们今天的认知。黄淮基督教兴盛，规模较大，东南沿海基督教基本分布在孤岛上，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与华南之间的浙东到福建以东地区。
在闽南和典型的中国南方，以太湖为核心的峡江基督教较少。
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州的繁荣可能是必然的。因为地处峡江和华南中部，比典型的峡江更有追求社区的欲望，但比典型的华南缺乏建设社区的能力。两者在这里达到了某种平衡。
同时，除了黄淮基督教主要集中在城市外，东南沿海的基督教也很容易从农村进入城市，其他差异可见一斑。
在黄淮农村，教堂可以成为一个单一的社区，但在东南沿海不行。虽然这里可能没有一个强大的宗族作为社区，但是家族意识还是很强的，宗教只是一种补充，而不是主流。甚至，与其他地方民间信仰(佛教、道教、地方神)相比，宗教只是一种观念。
黄淮地区，村落一般没有祠堂，只有教堂，甚至其他寺庙都没落了。但祠堂、庙宇、教堂必须在东南沿海共存。
换句话说，在黄淮，教会在思想和组织意义上可能有主导趋势，但在东南沿海则没有。也就是说基督教比黄淮更难进入东南沿海。
黄淮基督教虽然可以在农村占主导地位，但很难渗透到城市，这是由国家存在更强的华北农村民间力量的弱势决定的。
所以，随着改革后黄淮大量的民工离开沿海，我们可以看到，黄淮农村的所谓基督徒，其实是老弱病残
病残妇孺而已。这与东南沿海又不一样。
东南沿海农村民间力量强大，尽管他们也出走，但经商者多，信教者不全在本地留下的人中，也在这些外出者中。当这些乡民获得成功，成为城市上流的富商阶层，则基督教也随之城市化、上层化了。
在这里，基督教不是黄淮留守乡民的困苦慰藉，而更多了一层世俗的功利色彩，通过宗教活动，能更好的笼络同乡同族，利于商业活动中人际网络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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