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一统”的缔造是隋炀帝以耗尽民力和国力为代价换取的，难以长久存续，其所为在后人眼中均是苛政、急政、暴政，并背负亡国暴君之恶名，但是他所成就的“大一统”王朝疆域规模和对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的思考与构想，也成为后代各朝的有效参照。因此可以说，隋炀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对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最终形成有着积极推动作用。

“俭”与“奢”的碰撞：对隋炀帝的再认识

中国文化自古自成体系，与西方文化在众多方面都处于相对立的状态。从生活方式的沿袭角度来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另一大分歧即为推崇节俭与热衷享乐的区别。

古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背景是“富足”：希腊靠着发达的航海业和成熟的沿海贸易，从海外向本土运回了大量金币，罗马帝国靠对外扩张而获取被征服国全部的财富、土地和人民。

通过航海贸易和征服而积淀下来的经济基础促使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肯定人生而有欲望、有享乐的需求，因此，希腊的奴隶交易业发达，希腊的富人热衷于购买大批的奴隶为自己的享乐服务，并自建豪华浴室，在其中消磨自娱。

罗马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修建更大的竞技场、斗兽场、公共浴室和神庙，用大理石建造出这些至今仍然不朽的享乐所，政府向民众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戏剧”，公元106年，罗马帝国对达西亚王国战役大获全胜，迫使达西亚国王德凯巴鲁斯自刺身亡，为庆祝这一次重要的胜利，罗马帝国统治者图拉真在罗马城举办了盛大而漫长的庆祝活动，长达123天。

在以古罗马和古希腊为代表的古西方文化中，欲望是快乐的源泉，享乐是人生的目的。而中国文化则恐惧、敌视欲望数千年来一直在小农经济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中原大地无法承担足够的享乐需求。

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

争则乱，乱则穷。”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享乐文化，在中原地区以农耕文明为主，这种受制于天和地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中华文明无法推崇享乐主义。

为了供养更多的人口、保证正常而稳定的农业生产，中原大地所滋养出的文化更提倡一种节欲的人生观，朱熹将各类对享乐追求的都归类为人欲，如“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在这种文化传统下，加之古代物质供应普遍较为匮乏的情况下，最高统治者的不当行为和超出供应的需求常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的痛苦，“游观”、“田猎”、“巡访”，这些使帝王离开皇宫，不事政务的游乐活动，始终被认为含有巨大的危险。

从春秋战国时起，不断有人著书立作，规谏君主远离游猎，少兴土木，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其后的各朝都有此类名作传世，如《子虚》、《上林》赋，又如魏徵的《十思疏》。“不兴革，忌扰民”是古代统治者的重要政治原则之一。

隋炀帝则完全悖逆了圣贤们对帝王的要求，他有强烈的好奇心、探索欲、和成就“大业”的渴望。这种欲望超出了基本生存需求，与中国遵循已久的“圣人之说”相悖，意味着不安分、破坏性和颠覆。

以今天的角度来看，隋炀帝的在位期间对素来被斥为“奇技淫巧”的古代科学技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赵州桥、大运河等著名工程都在此阶段完成，玻璃和便携水漏计时器也发明于此时。

而这些“奇技淫巧”远超出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属于过于复杂和精巧的技术，不为古代统治者所提倡，清雍正皇帝对技术型产物的评价可代表古人的主流观点：“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奇斗巧，必将多用工匠以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也。”

终隋炀帝一生，他始终性喜奢靡，追求物质享受，不知“勤俭节约”为何物；行大有为之事，广征民役，征战与兴修土木共举，不知“清静无为”是何物，故而被后世批判为“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

种种做法背离了中国固有几千年的“节俭文化”传统，终成大家口口相传的“荒淫暴君”，后人再难关注其疆域观、他所规划的国家蓝图和他为践行“大一统”理想而所行之事，对其评价存在偏颇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了。

《隋书》对炀帝评价有偏颇之处

《隋书》的成书存在有三个疑点。其一，唐朝于武德四年开始修《隋书》，直至高宗显庆元年方始成书，总耗时间大约三十五年，其历程与享国仅三十八年的隋朝几乎持平。虽然期间经历了“绵历数载，不就而罢”的间歇，但也不过仅中止了数年，旋即又复工而修，因而修史的时间仍然较长。

值得关注的是，《隋书》三十卷的篇幅实在并不算浩繁。反观唐修的“五代史”中的另外四部，《梁书》、《陈书》、《北齐书》三部，皆由一个人独力完成，其中，姚思廉受诏所撰的《梁书》、《陈书》二部书，总共用了七年的时间；李百药奉敕修的《北齐书》，也是用七年的时间撰成。

《周书》成于令狐德棻等众人之手，同时也是用了七年的时间修成。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修的五部书，独相对而言，史迹清晰，时段短暂，距“今”最近的隋史难产若此，令不难免不怀疑《隋书》迟迟未竞的深层原因。

同时，唐朝有历史二百九十年，编撰《旧唐书》却仅耗时十七年，相比较《新唐书》的成书只用了四年的情况，虽然唐朝的存续时间是隋朝的近八倍，但新旧唐书的编撰时长却都大大短于《隋书》。

其二，《隋书》的总编纂署名是魏征，这其中的疑点更多。首先，《隋书》成于众人之手，参与者众多，且皆是历史上才名颇盛的名士贤人。武德五年，中书令封德彝、舍人颜师古开始修撰隋史；贞观三年，秘书监魏征修隋史、左仆射房乔总监、给事中孔颖达、著作郎许敬宗先后都承担撰写工作。

贞观十五年，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修五代史志，而这些成果“后又编第入隋书”，也成为隋书的一部分；最终在显庆元年，由长孙无忌“诣朝堂上进，诏藏秘阁”。

可以说，撰成《隋书》的众手，无论文才还是史学，都是千古才俊，而由这些人组成的写作班底，更是修史团队中最佳的组合，至于如何造成国祚短促隋朝的历史，写作起来绵长不绝，令人深思。

其次，魏征于贞观十七年去世，此时距离《隋书》修成尚有十三年，全书的很多部分尚未完成。在《隋书》的整体写作中，魏征承担了序和论，至于以其为总署名者的原因，是因为魏征“担任了《五代史》总监任务”，而上文所引说明，魏征不过是贞观三年之后担任主修，而总监另有其人，是左仆射房乔。

其三，长孙无忌、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参编者，这些人影响力都并不比魏征弱，而我们在文献阅读中，会非常频繁地看到“师古曰”“颖达疏”这类的表示，说明其并非不介意是否要在自己的认识上打上标签。

但是，他们最终并没有成为《隋书》名义上的作者，而是将撰写信史的这一对文人来极大的荣耀让给了死在《隋书》正式成书前多年的魏征。综上，《隋书》的编纂过程等相关信息，透露较多令不不解之处。

而这些不解，或许或以理解为，唐在修前代史的时代，为对本朝的回护和隐讳，存在明确的曲笔的情况，这也是唐初大儒参与其中，其不能做到史思流泄，倾情书写，故而难产；不能直书，被迫曲笔，故而不忍承担修撰的历史重负，将早逝的魏征置于著者的位置，替其他在世且不能自辱清名的参与者。

史书不实之原因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无意为之，事出无奈；再者是刻意而为，文过饰非。前者受限于客观因素，如一手资料的缺失，年代久远某些问题已不可考，只能靠揣测、想象和道听途说；后者则是为粉饰和掩盖真相而曲笔。

由于隋末战乱，东都经历战火，江都遭遇乱兵洗劫，造成一手资料散失或有之；同时，虽唐高祖举兵反隋还天下以太平，救黎民于水火，占有大义，但究竟是叛国自立，李渊于君臣道义上却有实负于隋。

从“千牛备身，事隋谯、陇二州刺史”算起，隋朝存续三十八年，而李渊一生入仕隋朝三十八年，隋文帝在位时期，李渊深受重用；纵使隋炀帝让“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的局面出现，也不曾薄待他的“从母昆弟李渊。

大业九年，二征高句丽时，杨玄感谋反，隋炀帝诏时在怀远镇督粮的李渊“驰驿弘化郡，兼知关右诸军事”，危机关头委以重任可见炀帝对他颇为信任和倚重。

为正名李渊叛隋立唐一事，后朝需要对史实进行修饰，以正其名。因此大胆假设，在撰书过程中，由于编者之间意见有差，或编者所写与皇帝所需不合，而需要几番增删修改，直至意见统一，致使成书时间过长；而由于对部分事件的记载，尤其是对隋炀帝的记载有失公允，因而无人敢担此篡改史实的责任，只能代死者魏征署名。历史无法还原，能还原的只有立场。

结语

自有文字起，中国即设史官，历代统治者都注重历史，也重视修史，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史书“卷帙浩繁”。但史书在履行记录的职责外，也履行了抽毁、增删、修改和涂饰的作用，正如唐代宰相韦安石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

之所以史官权力巨大的原因在于修史目的是“以史为鉴”而非真实再现历史，因而“使乱臣贼子惧”和“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同等重要，故而“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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