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霸权之争：中美贸易战的中美贸易最新动态论文政治经济学逻辑

作者：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

摘要：目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明显增强，但中美经贸关系深深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美两国仍有共同利益，对全球经济负有重大责任。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了经贸关系中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但是用现实的思维去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缺乏解释力。中美贸易既不是中国实力增长的主要原因，也不是美国经济衰退的根源。在审视中美实力变化时，要从手段和目标上正确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特朗普政府不仅调整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还调整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传统上，民选政府通常代表一个国家的整体国家利益。然而，与此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认可的国家利益更优先考虑中下阶层的就业和收入水平。虽然其他目标依然存在，但利益排名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将影响我们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理解。在看中美贸易战时，其他国家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重新安排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因此，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传统的标记政治盟友的做法已经不能用来分析其他国家的选择。就未来发展趋势而言，特朗普目前的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会对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经济关系产生复杂影响。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中美关系，战略意图，全球化，价值链，新冷战

2018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指出，“中美应该对彼此的战略意图有准确的判断。”(1)这一说法不仅是对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美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的总结，也表明了双方在评价中美关系性质上的重大分歧。在举世瞩目的中美贸易战中，各方普遍认为中国实力增长迅速，但在分析中美两国的目标和动机时，观点却大相径庭。产生如此巨大差异的可信原因之一，在于各方判断中美关系的理论存在巨大差异，根据不同的理论推导前景，得出多元化的前瞻性结论。事实上，特朗普一上台，就有文献指出，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将经受重大考验。(2)由于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目前很难说哪种理论判断更能预测未来。中国社科院学者、冯认为，中美贸易摩擦至少有四种发展前景。2018年11月7日，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在新加坡演讲中明确表示，如果中美不能就贸易争端达成可行的共识，可能会形成经济铁幕。

对于中美双方来说，都需要评估引发彼此利益增减的因素是否客观，或者一方是否实施了旨在削弱另一方实力的大战略。显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作为贸易国的崛起，确实发生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是美国多年来实施大战略的结果之一。从美国方面来说，调整这个战略确实有减缓中国崛起的可能。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并不完全是美国赋予的，主要是中国政府实施正确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全面调整国内体制、吸收国际资源的产物。虽然国际因素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发展是内生的，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有巨大的调整空间。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首要目标不是争夺权力，而是追求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忽视这一点，从而夸大了国家发展的权力效应。鉴于中国人均GDP水平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将贸易战定性为霸权战争，确实混淆了实力与意图的复杂关系。

贸易摩擦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种正常状态，但现在它日益成为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导致权力斗争的诱因。在中美关系中，经贸关系长期以来被视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器”。然而，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加剧，人们担心贸易摩擦的性质会发生变化，成为中美关系动荡的根源，也担心贸易战会波及其他领域，引发激烈的战斗，颠覆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旦爆发全面的贸易冲突，中美两国将显著恶化全球经济增长。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将影响世界经济形势，对全球经济构成威胁。2018年9月27日WTO发布的报告也显示，2018年全球商品增长率将降至3.9%，2019年将进一步降至3.7%。4月中旬，WTO发布的报告也预测，2018年货物贸易增速为4.4%。短短5个月，全球经济形势明显恶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对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负有特殊责任，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已经超出了双边范围。保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方向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换句话说，中美贸易关系嵌入在一个复杂的国际网络中，减少或增加任何一方的贸易地位都可能改变国际经济的面貌。正因为如此，仅从双边角度讨论中美贸易摩擦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地区和国际制度层面考察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影响。

本文认为，尽管中美经贸关系的竞争力和冲突得到了显著增强，但中美经贸合作的共同利益仍然存在，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越来越重要。虽然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了经贸关系中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但用现实的思维来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缺乏解释力。本文第一部分将主要总结经济学家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的研究，分析中美贸易关系是否导致中美大国地位的兴衰。第二部分将考察中美在实力和地位发生变化后，彼此看待对方的意图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部分分析了特朗普政府的特殊性，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准确理解这一骗局

战略将中下层的就业和收入水平置于最为紧迫的议事日程，尽管其他目标仍然存在，但国家利益排序却发生显著变化，而这将影响我们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认识。在第四部分，论文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已经是国际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方向也牵涉其他国家的损益，但其他各方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根据与美国关系的亲疏远近重新安排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中美关系的性质至关重要，传统的以政治盟友划线的做法，已不能用来分析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在最后一部分，论文总结了新全球化时代中美以及其他国家调整贸易关系的战略选择。

　　一、贸易与中美经济实力的变化

中美贸易战引发了中国媒体、商业分析人士以及学者的大量关注，各方各自依据不同的事实以及学科所界定的理论方法进行研判。从中国知网数据库相关文献来看，在本轮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有大量文献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以及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学理上看，这些分析多数仍然经得起检验。如图-1所示，中文文献中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经历过两个较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呈现出一个倒U形的变化轨迹。从2004年起对贸易摩擦的关注明显增多，并在2010年前后达到顶峰，随后在2016年降到谷底。在总量达3000多条的文献中，大约有1200条是2018年出现的，占比35.4%。显然，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的话题在2018年呈现爆发性增长，作为国际舆论的又一热点，贸易摩擦的热度堪比2012年以来的南海问题，都是突然爆发，也都有很强的国际博弈背景。但从学理角度分析，在这么多新增文献中，相对而言，经济学文献反而是下降的，对经济学家来说，中美贸易摩擦似乎缺乏足够的学术研究价值。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学术界的长期研究为认识这一摩擦的本质提供了一种知识标准，在此基础上其他类型文献的增多，也表明中国的政策应对和舆论反应拥有足够的储备性资源。　

图-1有关中美贸易摩擦或贸易战的中文文献量(1982-2018)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CNKI)，数据截止到2018年10月。

知网数据库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文献背景。在任何一个成熟学科中，构成基础性知识的文献总是极少数，而且通常被引用较多。从有关中美贸易摩擦文献的被引用率来看，被引次数在20次以上的文献不过84篇，被引用在30次以上的文献才38篇，被引用40次以上的文献为24篇，被引用50次以上的文献为16篇。也就是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学术界针对中美贸易摩擦本质的认识已经存在高度共识，其中，被引用超过100次的文献一共有4篇，第5篇的被引用率只有80次，因此，前4篇高被引用文献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共识。这4篇文献中有2篇发表在《管理世界》，分别是谢建国2006年发表的《经济影响、政治分歧与制度摩擦——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的实证研究》和于铁流、李秉祥2004年发表的《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决对策》。其中，谢建国认为，经济因素是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的主要原因，但是中美政治关系的恶化也将强化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冲突。于铁流等人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国违背国际贸易理论，限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的出口。⑦还有两篇发表于《世界经济研究》，分别为曾铮与张路路2008年发表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其被引用141次。还有一篇是周茂荣与杜莉发表于2006年的《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互补性的实证研究》，被引用104次。曾铮等认为，中美对贸易利益核算方法的不同是造成贸易争端的主要技术因素，而周茂荣等则认为，中美贸易存在紧密的联系和持久的互补关系。⑧从发表时间来看，16篇文献中最新的是2009年柳剑平和张兴泉的《产业内贸易、调整成本与中美贸易摩擦》。该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的产业中，中美贸易运行较为顺畅，贸易摩擦大多发生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的产业中。因此，只有缩小中美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提高中美产业内贸易水平，才能逐步减少贸易摩擦。⑨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上述这些文献的作者、内容以及发表时间和刊物来说，中国经济学界对贸易摩擦的研究主要起步于中国加入WTO以后，时间上不仅落后于日本学术界对美日贸易摩擦的研究，当然也大大晚于美国学术界对整个贸易理论的研究。在英文学术界，有关贸易关系的研究性文献，被引用常常超过1000次。⑩在中美贸易关系上，英文学术界最近几年颇受关注的文献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是美国工作流失的重要原因。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维·奥拓等于2013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广为流传的论文中认为，在1991-2007年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值增长了1156%，但同期美国对华出口增长却少得多。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可以解释这一时期美国制造业就业44%的下降水平，特别是，2000-2007年以来制造业占比下降扩大到55%。(11)也有美国学者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增长可以解释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六分之一，不过，难题在于如何区分中国贸易效应和技术进步对就业和贫富差距的影响。奥拓等人认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在地理上相对集中，而技术变革的影响却是分散的，总的来看，中国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非常显著。(12)也就是说，并非是美国整体地位的下降，而主要是工人就业问题引发了美国对中美贸易的担忧。在美国主流学术界，对于全球生产导致就业下滑的经济不安全问题也早有认识。(13)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罗德里克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就认为，尽管经济学家在支持自由贸易这一点上毫无争议，但是对自由贸易协定却存在不同的看法。原因在于，今天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远不只是削减关税和份额，而发展到包含监管标准、劳工福利、知识产权、银行、金融以及环境保护等条款，利益集团在签订这些新贸易协定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经济学家不能只关心福利最大化，也要充分注意再分配问题。(14)

在分析中美关系时，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新的难题，即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和贸易获取的收益，应该算作跨国公司母国的收入还是东道国的收入？由于跨国公司通常将总部放在母国，其绝大部分收益将回到母国，而对东道国的贡献主要是税收和当地的就业。不过，即便是发达国家政府，似乎也难以控制跨国公司是否愿意将收入完全汇回母国。很多全球500强企业并不给美国政府纳税，其收益也不回到美国，导致政府与跨国公司持续博弈。2013年2月，经合组织发布了一份名为《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报告，认为全球范围内投资地与税收交付地的分离趋势日趋明显。(15)中国政府大力支持OECD国家的这一行动计划。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参加G20峰会时表示，“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16)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就税收问题发表重要意见。在2016年7月特朗普当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夕，有美国学者的分析表明，62%的美国民众认为税收问题是造成美国经济体系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美国民众反对现有体制内的总统候选人，而倾向于支持特朗普。(17)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是主要的分析单元，通常以国家的收益或者损失来预测一国政策的变化，但是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很难判断美国的跨国公司是否一定会尊崇美国政府的决策。随着跨国公司、跨国生产网络以及公司所有权的全球化，在21世纪已不能像20世纪中叶那样，用国民账户计算贸易和GDP。尽管现在美国GDP的份额相对于20世纪60年代已明显下降，但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实力雄厚，带有美国属性的经济权力并没有衰落，而是全球化了。(18)美国学术界曾长期争辩跨国公司的发展究竟是否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罗伯特·吉尔平于1975年完成的《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认为，跨国公司并不一定有利于美国。而最近若干年这类争论显著增多，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跨国公司发展仍然有利于美国经济。美国商务部经济研究局认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主要是为了市场，而不是出于低工资(对华投资比较少就是个例证)。2003年美国跨国公司的增加值、资本支出和就业仍主要集中在美国，相应比例分别是74%、74%和72%，这一数据尽管比1977年的75%、79%和78%有所下降，但30年来变化幅度并不大。(19)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跨国公司造成了失业，这对美国中下层是不利的。美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是否降低美国本土的就业，取决于美国企业是否在海外分支机构开展相同的业务，如果类似，那么这部分就业会从美国国内转移到海外。(20)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尽管从两位数下降至6.5%，但在大国经济增长中表现仍非常突出，引发各方对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的大讨论。不过，难题在于如何衡量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无论是从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的变化率来看，目前都存在争议。(21)此外，评价还涉及所用的数据库问题，部分美国保守派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认为美国没有衰落，1969年美国占世界产出的四分之一，2010年美国仍然占据相同份额。(22)如图-2所示，根据美国农业部2017年12月发布的数据，最近七年来美国的实力地位几乎没有变化，仅从2010年的22.8%降至2016年的22.0%。但从发展趋势来看，美国实力地位持续下降与中国实力地位的持续上升似乎不可避免，到2029年，美国经济总量占比将跌破20%。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实力地位明显上升，2010年占比为9.3%，2016年则上升至12.4%，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比2005年翻了一番。从趋势来看，中国占比仍将显著上升，2030年将达到17.6%。在此过程中，人们比较重视的一个转折点是崛起国占守成国力量的60%，单以经济实力计算，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的60%。不过考虑到军事和科技实力差距，那么中国综合国力可能还远远低于美国的60%。之所以强调力量对比，主要是基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假设，即崛起国和霸主国对彼此实力变化的担忧。而在贸易关系上，较之中美GDP差距的急剧缩小，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速并不算快。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研究局的数据，美国自中国的进口额从2003年的1695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5635亿美元，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从2003年的8.8%升至2017年的14.5%。在所谓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革的最近一个阶段，美国的贸易格局并未发生本质变化。2011-2017年间，美国进口占GDP的比重维持在22%左右，同一时期来自中国的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只增加了1.1个百分点，如图-2所示，更大的变化实际上发生在之前阶段。来自中国的进口占美国进口的份额早在2006年就达到了11.1%，此后连续两年基本都未超过12%，美国进口暴增也发生在这一阶段，占GDP比重从2003年的14.3%迅速上升至2006年的20.4%。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总体上看，中国对美出口增速非常缓慢，与美国同期进口的变化态势基本一致。而且，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就贸易占GDP比重而言，中国于2006年达到峰值的64.5%，到2017年已降至37.8%，美国也从2011年的峰值30.9%降至2016年的26.6%，因此，很难说中美贸易导致了中美经济总量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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