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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崇尚和平”战争观的形 成，其成因很多，怛与尚中思维有很大关 联。墨子讲“过必皮于国”气就是讲“执 端”思维下战争观的弊端a隋代幵创了中国 古代的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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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隋炀帝在战略决策上的 “执端”思维，却使新生政权，毁于无节制 的战争中。当隋灭陈之后，本已归顺的高句 丽却因惧怕隋对其实施相同的策略，对内 “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对外驱使秣鞴 之众扰掠辽西郡（今辽宁朝阳）。隋文帝遂 下令惩罚。此后高句丽又暗遣使者，“先通 于突厥”®，对隋朝安全产生一定威胁。当 隋场帝
时黄门侍郎裴矩向隋炀帝建议对髙丽国严厉瞥告，不来朝觐则发兵征讨。 隋炀帝采纳其建议，决定高丽王不来朝见，便“巡彼土矣但第一次征 高丽，由于战略指导上失误以失败而告终。这时，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 涌。在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和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征髙丽已失去 良好的战略时机。但隋炀帝并未吸取教训，执端思维，仍坚持再征髙丽。 在复议再征髙丽时，隋扬帝认为“髙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 望克果”@。克是能，果是决，意为移山拔海，也要征腋高丽。但左光禄大 夫郭荣，太史令庾质等大臣以“中国疲弊”为由坚决反对。郭荣指出：“戎狄失礼，臣下之事，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奈何亲辱万乘以敌小寇 乎。”①隋炀帝不听。第二次征高丽因杨玄感起兵反隋而出师无功。这时， 隋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事隔一年，杨广又诏命文武“百僚议伐高丽”， 诏下数日，“竟无人敢言” ◎。最后隋在远征高丽和与之相伴的农民起义中
走向灭亡。
隋炀帝在三征高丽决策中之所以“执端思维”，一是自恃强大，自认 为能“拔海移山”，实际上却因战争准备过度消耗民力，激化了国内矛盾； 二是决策思维定势于攻伐，在战略指导谋划方面手段单一，反而数中高丽 假降和假和之计；三是主观臆断，虽然在决策过程中与臣相议，但排除众 议，以至于最后“无人敢言”，决策机制严重受损，最后成为历史上少有 的穷兵黩武的典型。
决策中的尚中思维既是一种思维模式，更是一种智慧。但它常常不被 人们所重视。“中”常寓于两极之中，“极”的鲜明性，往往使“中”黯 然失色P但最大的利益，恰恰又存于“中”的智慧之中，这对于决策者来 说，从中汲取科学的思维方法，极为重要。
(三）决策者的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源于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内在结构模式。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符 号天和地以及由此而衍生的阴阳等无数范畴，都存在于辩证的统一体中。 因此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兵学文化，几乎是一部辩证法大纲。在中国传统思 想的形成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辩证思维无疑起到了“工具”和“钥 匙”的作用。
辩证思维在决策中的运用，体现在各个层面。首先，在大战略层面， 仁道与诡道，既是辩证的两个方面，也是辩证思维的结果。就中国古代兵 学体系而言，儒家军事思想基于仁爱，强调以德服人；墨家军事思想也基 于仁爱，强调技术制胜；道家军事思想基于自然之道，主张后发制人；兵 家军事思想基于诡道，注重以谋制胜；法家军事思想也基于诡道，但突出 以力制胜。所有这些思想构成的体系，是完整的、辩证的，但在实际运用 中，若独尊一家，其不足和偏差就容易显现出来。秦统一中国后，人们思 考问题的出发点多以大一统的战略目标为基点，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先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
② 《隋书》卷四，《隋场帝下》。
秦优秀的思想开始融合。其中辩证思维的方式对这一历史的融合产生了直 接的作用。在军事领域，以兵儒合流为主线，使战略思考的基点建立在仁 道与诡道的二元要素之上，从而在实践中避免了战略决策方面的重大失 误。当然，从西汉到盛唐，战争实践細轨迹并未与二元要素的要求完全重 合。理论的先导性与实践过程的滞后性特点非常鲜明。甚至在实践中清楚 地看到决策者的“楚脚”之处。西汉初年对强大匈奴的文攻武备之策很成 功，但到汉武时期的战略反攻在策略运用上却显得单一。过度用兵造成的 失误，汉武帝在晚年也意识到这点：“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 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虽说后世对武 帝“穷兵黩武”的评说有不实之处，但在决策方面汉武帝的偏差还是明显 的。这是一种付出代价的探索，后世是一种宝贵财富。唐太祖李世民对 汉武帝的评价，恰恰说明了这点：“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 获无几，岂如今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唐在战略决策的理 论与实践中真正实现了文与武、仁道与诡道的结合，至此，汉唐对战略决 策中的“二元”要素的探索，成为辩证思维的重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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