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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策的过程中，认知心理是否成熟，关系到决策者洞察力深度和预 见性的高低。“雄才大略”是认知心理成熟的一个标志。即有“出类拔 萃”的才华和能力，才有大略之谋。历史上杰出将帅在成长过程中，战争 实践的考验与军事理论的学习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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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因素对决策心理影响很大。无论什么样的决策，丰富的专业知识 是其进行正确决策的基本保证。同时，认知结构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 价值取向。因为人们的认知过程要受不同世界观的影响，即使在获得丰富 知识的同等前提下，由于各自认知结构的不同，也会影响到决策的结果。
孙子在阐述将事时，提及“智、信、仁、勇、严”五要素。从心理学 的角度去考察，“智、信、仁”体现了将帅认知结构的基本模式。智是第 一位的，无智则无计；同时，“信和仁”也是将帅必备的精神要素，无信、 无仁则难以统军和克敌制胜。但这三者在将帅身上的形成，来自于他后天 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的培养，来自于严酷的战争环境的磨炼。经过无数 次的学习之后，将帅的认知结构才能逐步定型。就某位将帅而言，他的认 知结构的合理程度都是相对的。有明显认知结构缺陷的将帅，或许某一方 面很突出，但也会影响到他的决策。历史上，项羽有智、有仁，是大家所 共识的。但他无信，使其仁缺乏诚信而变为妇人之仁；同时，他虽有智， 但多囿于小利之争，他的重大决策，常跑不出以我为中心设定的圈子。如定都彭城，是以家乡之荣而驱动的；分封诸侯，是以我为王，封侯等于安 定四方的落后历史观在作怪，也是片面求仁义而非理性的选择。项羽最后 陷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均源于战争初期的决策。诸葛亮，是兵坛之圣主， 但在他的决策心理中，仁之有过而诡变不足，造成了在战略决策方面的偏 失。如他在五出祁山的伐魏战争中，重复用兵，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实为 罕见。蜀国的最后灭亡，不是因魏的实力大增，而是因一次次伐魏削弱了 蜀国多年积累的综合国力，而不战自败。就魏国的战略而言，“不责将士 之力，不争一朝之忿”®,坚壁自守，见可而进，知难而守，运用“拖死战 术”等待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在秦岭山道日日消耗。诸葛亮攻魏用尽全力， 精明的司马懿等曹魏诸将，却在与蜀军的对阵中游刃有余，以不忿静对 “食少事烦”的诸葛亮，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才智高出诸葛亮多少，而是因 为诸葛亮恪守的仁者用兵之道，障蔽了他的才智，使战略决策缺少诡道的 变数。因此“智、信、仁”的认知结构，各要素是相互依存的，不可偏 废，否则会带来决策上的失误。
决策中的认知是一个开放而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此之下所形成的将帅 心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充分体现决策者的个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决 策中诸将的博弈，才变幻莫测。相反，一成不变和缺乏自主特征的认知心 理，对决策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如决策中的定势心理和从众心理，就是在 这样的情况下形成的。中国古代兵法的灵魂是求变，但历代军事家在运用 这些原则时，有的却很教条。北宋开创了一代武学之风，武官要通过熟读 《武经七书》等兵书经典才能达到武学要求的标准。但北宋在战略战术的 运用上，却不能体现武学的精华，除了对辽、金坚持“议和”之外，“专 守防御”是其一贯的战略方针。这也是宋代整体战略心态的一个反映。具 体到将帅身上，墨守成规成了其定势心理的突出表现。从众心理既有积极 面，也有消极面。没有主见，一味的从众心理，难以发挥决策主体的核心 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认知因素的有效成分也难以在决策者身上得到体 现。因此，决策中要注意克服这些不良的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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