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制”既非古制又非时制，乃孔子所立之制，如嫡子继承制、三田制；亲 迎制古无之今亦无之，全出于孔子王心自定。而讥二名之太平制、不与诸侯 专封之太平制更是古今无之，是孔子依三世演进之迹为将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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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用作 《春秋》的方式来改旧制立新制确实是人类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说明了 中国人于历史中见真理（新制）而非于思辨中见真理的思维方式。孔子对通 过《春秋》托史的方式来改制有非常清楚的自觉，因为孔子认为只有这样才 能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深切著明地标出新的制度，并且这种新的制度才会有 历史的基础易于实行，若纯粹通过思辩来构想新制度，这种新制度必定抽象 空洞难于实行。所以，要明白孔子改制，就必须先明白《春秋》一经的性质。 诚如史公所言，《春秋》为礼义汇集之大宗，万物（犹言万事〉聚散之大源， 孔子于《春秋》中制定了非常丰富的政治礼法制度，垂待后王来取法。又诚 如康南海所言，《春秋》乃《大孔会典》、《大孔通礼》、《大孔律例》，是专讲 制度之书。总之，王者尽制，孔子作为王者，其尽制在《春秋》一经中表现 出来，并且表现得淋漓尽致。孔子以《春秋》改制，确实有不可思议处，无 怪乎后人要以非常可怪之论目孔子改制之说了。
孔子改制，不仅是孔子作为王者欲尽制治理天下的外王要求所使然，同 时也是孔子生命深处的制度性焦虑所使然。我们前面说过，孔子生命中存在 着两重焦虑——实存性的焦虑与制度性的焦虑。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实存性 的焦虑往往要转化为制度性的焦虑，通过制度性的焦虑表现出来。这是因为 孔子生活的时代政治失序、礼崩乐坏，人们的生命缺乏制度的安顿滋养，如 果不建立起安顿滋养生命的制度（解决实存性焦虑的制度），实存性的焦虑就 不会被化解。因此，在孔子生活的衰世乱世，制度性的焦虑往往要压倒实存 性的焦虑，解决制度性的焦虑成了解决实存性的焦虑的首要条件。具体来说， “归仁”是实存性的焦虑，“复礼”是制度性的焦虑，若不先复礼生命就不可 能在礼所体现出来的仁德中得到滋养安顿。春秋时代正因为旧制度衰弊无力， 新制度又建立不起来，才出现臣弑君、子弑父、杀人盈野、灭国无数的不仁 局面。在这种状况下，人们连基本的行为规范都没有，如何能成德成圣？在 孔子看来，实存性的焦虑与制度性的焦虑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实存性的焦虑 往往由制度的不完善或缺陷所引起，若制度性的焦虑不解决，实存性的焦虑 就不可能得到解决。鉴于此，要解决制度性的焦虑，就必须改变旧制度，建 立新制度，用新的制度来滋养安顿人的生命，即用新的制度来化解人的实存 性焦虑。这种新的制度就是孔子在《春秋》中所制定的“春秋制”，如果人们 遵循这种新的制度，就不会出现“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局面，人们 就会在新的制度中去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解除实存性焦虑)。由此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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