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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文化研究中，多数学者都将制度纳入到企业文化体系中，例如，在有关企 业文化的构成上，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连接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的纽带;另一方面， 企业文化也是一种制度文化，既包含规范性的制度又包含非正式制度的一种制度性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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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文化的产生来看，企业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哈耶克所言的自发形成 的性质，企业文化是企业创始人和英雄人物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的规则性拓展，企 业文化是企业生存发展与外部环境匹配过程中形成的维护企业存在的秩序模式，简 而言之，企业文化的产生是企业家和企业组织从事企业经营管理中无数惯例和习俗 积淀而成的积习性制度。从企业文化建设来看，企业文化具有正式制度的特征，即 是一种人们有意识建设的具有正式约束力和调控力的童识形态的制度。然而，建设 有活力的企业文化却不能像理性官僚体制中的正式制度那样，对主体进行强迫型控 制和惩罚性约束，它应当是一种在“合作与同意基础上"的心理契约，是一种基于价 值观认同、愿景共享和良性互动的人际关系协同与社会关系协调，是一种“软约 束”。企业文化这一制度具备一般制度所有功能：降低交易成本、经济效用、制度激 励、实现外部利益内部化、创造合作条件，等等®，而且优秀的企业文化比一般制度 具有更大的制度效能，它不仅是企业利益实现的平台，更是主体生存与价值实现的 载体，以及体现企业组织中个体职业发展程度的"晴雨表”。
信任的起源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信任可以防止个人为了 追求个人利益而产生的机会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企图以进化来解释信任，如两个追 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在二元关系中通过重复互动，就会产生信任。然而，遍及更大社会 体系的更加普及的信任的存在还是有问题的。科尔曼发现，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 络的性质不同，会影响个人之间的信任水平。所以，对于科尔曼来说，社会结构背景 就是构造理性行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科尔曼还发现，在两个人之间建立的明显的 责任和义务的关系，构成了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这种明显的责任和义务构成了人 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就能利用的资源，从而解释了社会资本依据理性行为形成的原 因——创造社会资本是理性的和有利可图的，收益在未来，这无异于在银行开一个 户头存一笔钱以备将来使用一样。进而言之，一旦建立了明显的责任和义务关系，则 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跨时间、跨空间地在给定的关系网络中重复进行时，它就构成 了关系网络中信任产生的基础。这种明显的责任和义务关系也是在公共关系网络成 员中普及信任的基础，还为我们在整个关系网络中普及信任提供了一种解释。这样，
既能解释信任在关系网络中的散布，而且同时又不与理性选择理论相冲突。但这个 解释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它没有说明形成社会联系和信任别人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动 机的意义，如预先存在的文化体系与价值以及预先存在的交易规则的影响。科尔曼 认识到，社会资本是其他有目的的行动的副产品，这就提供了一种从文化和规范的 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的方法。®但是他把规范解释成了理性选择的结果，把规范理 解成为了减少外部性的工具，预先存在的文化与规范体系对于社会资本结构化的影 响没有得到承认。这样，个人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动态互动没有了，社会资本形成与 消耗变成了个体行为整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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