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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管人”的核心在于造就人。一般而言，约束、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主要有三个层次：习 惯、道德性行为层次，职业规范层次(历史上主要是官员职守和 政治规范),信仰意志层次。相对于现代社会尊重个体、尊重个性 前提下的层次分化，中国传统管理方式讲求全面地、上下一体地、 一以贯通地塑造、造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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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观念和管理中，人是从一 开始就被全面形塑和彻底造就的。道德化管理强调个人自身内在 的修为，强调“修身”。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 行”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管理过程更多依靠道德感化、榜样和 楷模的力量、“身教重于言传”。这些特征与政治化管理强调的忠 心、服从，以及宗教化管理强调的观念、思想统一结合起来，构 成中国传统管理规范的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特征，这些特征 与管理中的职能培育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传统管理方式特有的 “道德、职能、信仰三位一体”的塑造人和管理人的特有方式。这 种三位一体的方式以“道德修养”、“职业操守”和“精神信仰” 内在统一的基础和逻辑贯通，把家族血缘基础上的“孝”和社会
政治、政府组织职业规范层面上的“忠”,乃至精神信仰层面上的“家国情怀”融汇、凝聚为同一的逻辑和精神指向。从个体道德培 养、品德育化开始，到读书为官、进入社会后的职业规范、操守， 直到精神所寄、情感所依，都纳入儒学为主的中国文化宇宙观、 人生观指导下的人生理想追求当中。由此导致中国人出生伊始便 潜在地是儒家理想人格认识中的“人”,应该，也只应该成为符合 儒家理想人格标准的“人”。中国文化从道德习惯、职业操守、精 神寄托三个层次，全面封闭地、 一以贯通地、无可逃离地安排好 了人的来世今生，形成文化、管理对人的全面支配。管理无非是
一代又一代地培养和造就这样的中国人。
这种道德、职能、信仰三位一体塑造人的方式与西方大异其 趣。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也存在塑造理想人格的文化指向，但东西 方理想人格的界定和指向不同：西方是在上帝和人类构成的世界 中，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理想人格；中国文化中是与自然和谐 相处，“天人合一”情境下人世家园中的理想人格。相比较而言， 中国文化中的人性塑造，是“与自然和谐”观照下的人性塑造； 是面向群体的人性教化，利于管理；具有人性内在契合、圆通的 特点；它不是灵与肉的对立，是需要、理性、情感、信仰的适当 发展和融通，具有未来导向、人性引领特点。在适当尊重个性、 发展个性的基础上，中国传统塑造人、造就人的方式，或许是兼
顾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意义上的较为理想的方式。
宗法制度，规定了一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尊崇共同祖先， 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
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
宗法制度重家族本位。宗法制度中强调以家族为本位，因此 其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在维系宗族利益的严密宗法观 念下，个体被包围在家族群体之中。因此，个体首先考虑的不是
个人的权利，而是自己对家族的责任与义务，即所谓的“人道亲
亲”。在这种对宗族关系极为重视的传统观念作用下，中国社会就产生了一个由家庭扩展到家族再到宗族的联系缜密的人际关系网通过儒家伦理的改造，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儒家思想中贵贱、尊
卑、长幼、亲疏有序的理想社会景象。
宗法制度突出父家长的家族核心的地位。随着父系血缘的确立，父权统治成为中国宗法社会的一个重要而突出的特征。在宗 法家族中，父家长高居全体成员之上，是一家之长、家族的核心， 掌握着治家的权力，对整个家族进行支配。父家长统治下，“讲孝 道，重权威”,确立了“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儒 家思想进一步将其道德化，“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子有亲， 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孝”成为封建宗法家族中最根本的礼 法，并靠它来维护父权在家族中的统治地位，而宗法家族中的个
体只能服从和依赖宗法群体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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