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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够在不 同时代人们现实的生产生活体验中一再被验证。这首先当然是由 于这种文化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本身具有强大解释力，符合人们生 存的外部世界与人类社会本身的规律，符合人性的特点；其次才 是经验世界的一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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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特点，反映出一代一代的中国人， 一面承继和发扬光大先祖创建的文化解释体系， 一面根据变化了 的情境不断调整、丰富、更新这一体系，以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 现实。两种过程相互强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断注入生命力，历久而弥新。
每一种文化的传统观念在其后的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阶段都 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或因社会的变化而引起，或因观念本身的 变化引起。但不管如何，传统都会以各种变化了的或者未变的形 式出现。在此过程中，人们或者反对传统，或者延传传统。延传 者在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都贯穿着传统的观念；而反对者则相反， 总在批评或者回避传统的正常再现。历史上，有些传统就因为在 传承中拥护者的减少或得不到新的特质，而失去适应性并逐渐消 亡。美国学者希尔斯从几个方面论述了传统消亡的原因：“由于传 承得不到完善，或者由于人们对所接触到的传统毫不关心， 一种 传统可能会削弱。 一个特定区域内统治者有意图的干涉，或是忽 视维持传统所必需的技能的培训，也会造成传统的削弱。”另一些 传统则因为不断地得到新的特质并能顺应历史的变化而得以继续
生存，这就是传统超越自身的表现。
历经5000余年，传统文化及其管理方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 受到外来冲击，文化的核心精神和相应管理方式之所以能够保留
“转化性创造”,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新朝代、新政府 建立起来的时候，形式上、制度上是当朝建立的以法家政刑体制 为特征的政治制度，但运用、操作这套政治制度的官员，却是在 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经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作为管理者的 官员和被管理者的百姓都是儒家文化造就的。随着时间推移，法 家特征的政刑体制在实际运行中，“法”的形式性、严苛性、无差 别性逐步转变为儒家“重人伦”、“重情感”的伦理导向。形式上 还是法家特征的政制，实质上变成了传统儒家“礼”的新时代
变种，
例如，汉代儒学所完成的“儒法互用”,是将先秦原典儒学的 基本精神移植到法家政刑体制内，进行了“转化性的创造”。即把 原典儒学所强调的以亲子情为主轴、对人际等级关系和人性积极 情感的培育和规范的精神输入汉代政刑体制中，构成“以孝治天 下”的“法制”。“以孝治天下”把具有现实情感的“孝”注入社 会政治体制里，主宰整个社会政治体制，改变了原法家(如韩非) 追求形式的普遍有效性的理性立法方向，转为重人伦、重实质、 重情感、重社会关系、重权变的伦理立法。所谓“援礼人律”、 “法由礼断”就是“屈法伸情”,外在的、形式化的“法”要让步
于实质的、情感化的“礼”[8]。
这种“转化性创造”并不是简单地复活传统、否定新形式，而是传统在新条件下、新形式中的发展、再生，是螺旋式上升。 在5000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外族入主 和佛教东传，但民族文化的基本观念、基本精神没有变；管理者 和被管理者共同的认识、观念背景没有变；有效的命令服从关系、
权威基础没有变；基本的管理机制、管理特征没有变。
这些“没有变”的东西就是“转化性创造”能够得以实现的 现实根据，而时代和环境的变迁带来的新问题与新要求则使得 “转化性创造”成为传承的必然途径。具体到管理方式的传承来 看，实现这种“转化性创造”,首先是对有关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 再解释、再发现，开掘传统管理思想的新内涵，使之直面当今管 理现实的问题、符合现代管理实践的要求，而不是简单地照搬传 统思想或者老一套的思维与办法。用现代新儒家的话来说就是 “返本”然后“开新”,不“返本”,则无所谓传承；不“开新”, 则无所谓转化与创造。这一 “再解释”活动对于“转化性创造” 能否实现是至关重要的。其次，在这种“再解释”的基础上，实 现从理念层面向实践层面的过渡，在管理活动中予以具体化，立 基于传统文化资源之上并能够融入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去，针对今 天的管理现实明确地提出新的主张和做法，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 新的思路和方案。这样一来，这种“转化性创造”便可以深深扎 根下去，获得自己的生命力，而不是仅仅停留于一种美好的设想，
管理的传统也因此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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