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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够使管理者做到修身正已呢?其一，孔子认为通 过内省可使管理者形象臻于完美，所谓“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 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而在内省中可以“择其善者而从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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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这 种内省应当是持之以恒的，就是曾参所讲：“吾日三省吾身——为 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其二，孔子鼓励管理者要勇于改过以不断完善自我，所谓“过则勿 惮改”(《论语·学而》),他的学生子贡则说得更明白：“君子之过 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 张》)。其三，孔子强调在管理中出现问题时，要尽量从自己身上寻 找原因，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严于律己，宽 以待人。在事事能够“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时，其道德 修养的提高也就势在必然了。其四，孔子强调管理者要不断学习， 通过增加知识来完善自己的道德素质，所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论语·泰伯》)。进一步，在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论语·宪问》)的反思中，孔子提出管理者在学习中必须端正态 度，不能认为是为了向别人炫耀，为别人学习，而应当切实认识到 学习的目的是为自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学问道德。这样的学习 态度才能够使自己的认识深刻，内涵丰富，拥有内炫于外的永恒魅 力。其五，孔子强调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身体力行，所谓“文，莫吾 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在认识到道 德认知容易而践履难的基础上，孔子主张管理者的修身正已更应 着重于实践。
孔子认为，通过修身正已，可以在“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象征性管理过程中增强管理者的影响力，在民心归依中集众人之长而又免去众人之劳，实现其无 为管理目标，也就是孔子所言：“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
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3. 德主刑辅
在追求富民教民、为政以德的基础上，孔子从子产提出的“德， 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观点及“唯有德者能以宽 服民，其次莫如猛”(《左传·昭公二十年》)的宽猛相济思想出发， 强调在管理中还应有一种极具强制性的制度刑律作为管理的底 线。也就是说，孔子在强调道德的社会教化功能的同时，亦不否认 制度刑律的根本保证作用。他说：“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大 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 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 在以德以礼等非强制性手段教化无效的情况下，就应该诉求于刑 罚，以强制性的制度刑律等方式确保管理目标的实现。事实上，抛 弃孔子所言的强制性极强、具有暴虐杀戮意蕴的“政”与“刑”不说， 孔子所讲的“礼”也是具有法的内涵和很强的强制色彩的。孔子步 步退却，如若德治教化不能达到管理目标，那么就要退而求之于具 有外在约束力的“礼”;而如若用“礼”还不奏效，那么就要求之于具
有强制性、惩罚性的“政”与“刑”了。
也正因为看到了各种管理手段的不同作用，孔子对德(强制性 管理手段的象征)与刑(非强制性管理手段的象征)的关系作了比 较全面的诠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味着，管理中的严刑峻法只能 使被管理者因害怕刑杀而不敢做坏事，但不能使其自觉知耻而避 免违规之事；反之，对被管理者进行道德引导和礼乐教化，就可以 使其心悦诚服地接受管理，从而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增强其遵守 各种礼仪制度和履行工作任务的自觉性。也就是在究竟是应该主
要依靠管理制度还是主要依靠管理者的高尚道德进行管理的问题上，孔子主张应在二者宽猛相济的基础上，将道德教化视做矛盾的 主要方面而予以更多的关注。因此，孔子潜在地坚持了辩证法的 “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以说明德刑关系，这就是： 一方面，孔 子坚持“两点论”,主张德刑兼施、不可偏废，所谓“政宽则民慢，慢 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 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另一方面，孔子亦坚持“重点 论”,极力主张德应先于刑，反对“不教而杀”,认为“不教而杀谓之 虐”(《论语·尧曰》)。这里，孔子在兼顾管理手段的强制性和非强 制性的基础上，着重对于非强制性之德治教化方法的推崇，彰显出 其柔性管理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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