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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得以无为而治的关键在于被 管理者必须有为，而在被管理者履行责任时，管理者的不干涉就是 无为。因此，文帝之“无为”表现为，在陈平、周勃等大臣履行自己 的分内职责时，不进行干涉；而陈平之“无为”就在于不插手他的下 属即廷尉和治粟内史的职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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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推论下来，也就是社会上 上下下都要明晰自己的职责任务，从而各司其职，各尽其力，于清 静无为、互不干扰中实现天下太平。很明显，从其理论的实质来看，就是要求当时的统治者不要扰民，使人民安心生产和生活。
2. 从民之欲，宽政爱民
诚如班固所言：“肖、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 (《汉书·刑法志》)。即对人民进行管理而不扰民的关键在于通过 从民之欲，实现宽政爱民。那么,从汉初民之所欲看，无非是想于饥 寒之中求温饱，于暴政之后求宽政。因此， 一方面，在经济上它要求 管理者要采取“轻徭薄赋”等政策，以推动生产的恢复发展；另一方
面，在政治上它要求管理者要刑罚用稀，以实现社会的安宁和谐。
从经济上看，为了恢复生产，汉初实行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
汉高祖规定田租为十五税一，文帝时减为三十税一，景帝时三十税一成为定制，文景之时有12年还免除田租。汉初的算钱(人头 税),民年十五至五十六，每人每年要向国家交纳一百二十钱，文帝 时减为每人每年四十钱。文景时期，为了俭省，皇宫厩马供驿站使 用，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为了养老抚孤，颁布振贷鳏寡孤独、 尊礼高年的法令，朝廷派人督察地方执行；文景二帝还多次下诏救 助灾荒，令郡国官吏务必重农桑，发展生产。同时，汉初统治者都 十分节制使用民力，“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不过“用卒六 万人”(《汉书·食货志》)。为了使百姓免受转送赋税之苦，文帝下 令列侯不准居住京城，各自归国。同时，徭役也从每年一次减为三 年一次。汉初的轻徭薄赋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人民得以致
力于生产，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并发展。
从政治上看，为了从民之欲，汉高祖即位之初，就下令“民以饥 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汉书·高帝纪》)。这是见诸历 史记载的地主阶级政权在全国范围内释放奴隶的第一道法令。文 帝时，又废除了把罪人家属罚为奴隶的法律，还下令“免官奴婢为 庶人”(汉书·文帝纪)。与此同时，文帝还认为一些严刑苛法，如 诽谤妖言法、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笞刑等不合人道，说： “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 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史记·孝文本纪》)因 此对之予以废除。并且，文帝对法律十分尊重，他所任用的廷尉张 释之不以君权的意志行事，敢于维护法律的尊严，提出“天子所与 天下公共”的法律观。例如， 一次文帝要对惊其御马的人处以极刑， 而释之认为只能处以罚金，最后说动了文帝。还有一次文帝要对盗 高祖庙前玉环的人判族刑，廷尉认为只能判罪犯本人死刑，文帝也 尊重了廷尉的意见。总之，汉初几十年轻刑慎罚，使管理者的爱民
利民之心尽皆显露，给人民带来一个相对安宁和谐的社会环境。
3. 谦恭俭约，以德化民
从汉初的一些史料记载看，景帝之前的几任皇帝都颇有谦恭俭约之道德风范。刘邦称帝后， 一直遵循着“不欲费人”的指导思 想。公元前199年，萧何自作主张建未央宫，征用了大量劳动力和 财力物力，刘邦“见宫阙壮甚”大怒，对萧何大加斥责：“天下汹汹，
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由于汉文帝刘恒是在刚刚平定了诸吕之乱后登上帝位的，因 此他在恭俭谦让等道德素质方面的表现更为出色。在他初入京都 群臣迎接时，他竟然以皇帝之尊也下车回拜：“代王(指文帝)驰至 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史记·孝文本纪》)充分显 示了文帝“不敢为天下先”的谦恭人格。从文帝一生看，这种谦恭 的品格贯彻始终。当年岁收成不好、外敌来犯或社会出现异常现 象时，他总是下诏责己：“朕既不明，不能远德……皆自于朕之德薄 而不能远达也。”“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朕既不敏，常畏过行。” (《史记·孝文本纪》)甚至在其遗诏中自责的同时，认为自己无德 无能死不足惜，不值得怀念和留恋。因此，他认为：既然“天下万物 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那么“世咸嘉生 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基于此，文帝以九 五之尊依然谦恭地对其后事进行非常简单的安排：“令天下吏民， 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 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 哭临宫殿。”(《史记·孝文本纪》)由此可见，文帝的谦恭并非是装 出来的，而是他发自内心的情感表露。也正是如此，才能够有对人 民的强大感召力，使人民非常拥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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