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也一样谋求思想上的一致，折中主义便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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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是由于法家主张最契合渴望统一的历史进程和民众呼声。《韩非子》 中具有最严密的国家治理理论和最系统的君主统治策略，诸子在这方面无出 其右，秦国与赢政选择法家既是自身历史发展脉络使然，又是时代大趋势的
必然结果。
论及此，不得不提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吕氏春秋》预示 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逐渐从分到合，朝着为 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言道： “然此
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
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吕氏春秋》以法家的“以法治国” 为理论底色，糅合儒、道、墨、阴阳等各家思想，但尚未形成有机贯通的 整体思想体系，所以《汉书·艺文志》将之列入杂家，足见其思想的折中性。
但《吕氏春秋》折中之中更倾向于法、儒、道三家。其德治观念、民本思想、正名理念、贤人政治等与儒家一脉相承，体现在《用民》《爱士》等篇中。
道家的“无为”也有所体现，所谓：“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见《吕氏春秋 · 任数》)
儒墨恩仇未尽，帝国东方见白。墨子及其思想并未消亡，而是潜移默化于历史的潮起潮落中，发出阵阵呜咽似的鸣响，使人久久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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