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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历史岁月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古代先民逐渐发展出包括古天文历算 和物候知识在内的各种农业生产和生活的知识理性。在一定组织环境与组织条件下，这些知识积累成为一种公共的非物质文化资源。

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当时的知识储备和传播手段非常匮乏，这些知 识一般都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个人文明的知识理性和发展水平表现出参差 不齐的局面。这样，基于个人文明的比较优势而拥有较高的社会存在价值，掌握这些知识的人往往就是当时社会组织的主权者，如长老、祭司、巫师等。他们 是当时社会的知识精英，并且通过氏族社会的组织系统结构，成为社会日常运 行与运转的基础，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公共效能和能效作用。随着 社会分工和知识工作的专业化发展，社会知识顺差和个人文明的知识理性也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社会系统结构中甚至逐渐形成了综合利用各种知识的知识作者阶层，乃至于最早的社会贵族阶层。

在中国史前社会，随着社会分工和知识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个人文明的知 识理性也逐渐发展， 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易》文化的形成及其随着社会历史的 发展与演进得到进一步的辩证发展和演进。《易》文化成了隐含于中国史前社 会的一条基本的文脉，持续地滋养着华夏文明的成长与壮大。另一方面，知本 主义世界或者通常所说的社会人文世界的构建并非易事，每个社会历史时期都

有自己的事要做，并且需要跨学科知识的必要性的综合利用。

据《周礼》记载，《易》有三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 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三国时吴人姚信在《易注》中则说：“连山氏得《河 图》,夏人因之曰《连山》;归藏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

《河图》在中国文化与文明史上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知识储备模型和文化存 在方式，有独特的社会文化与文明史的价值，同时也是史前社会乃至于夏、商、 周三代王朝统治者权力的重要基础和来源，因而可以说是一种统治者文化，被  历代所继承，并且得到不同程度的辩证发展。同时，它还能满足统治者秘而不  宣的垄断性需要，以达到其社会文明综合能力拥有比较优势的要求。这一点， 《周易·系辞》所言可谓再明白不过了：“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  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氏没，神农氏作， ……神农  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不无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在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块奇特的陶片。 陶片上有一个以圆圈组成的三角形构图，应当是在陶器烧制之前用类似筷子的

工具专门制作出来的。陶器出土时已经破损，邓球柏先生把该图加以还原，认

为是《河图》的前身，并称之为“古河图”,如图所示①。如果从《河图》对数目的表达方式来看，这一推断有其可取之处。从中国文化与文明史来看，“古河图”当属于古

史传说中“结绳记事”时代的产物。但“结绳”如何能够“记事”,却少有人去追问个究竟。从接下来对

《河图》《洛书》的解释来看，“结绳”岂止能够“记事”,一旦将它模型化，甚至可以把许多门类不同的知识

结构储备于其中。这让人在瞠目结舌之余，不能不慨叹先民们的原创智慧。

在具体操作中，这种图式可以转换为有相当个数的绳结作为数目。只要有 足够的这样的算具，就可以对初级数学进行运算。不仅如此，计算结果还可以 通过这样的模型加以验证。同样重要的是，只要有了这种算具及数理知识，早期数学还可以据此获得辩证的发展与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