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筠讲西方政治演化 偏见看政治:李筠讲三千年西方政治演化 课程分享，网盘分享
在某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系统中，它们在不同的社 会发展阶段都有一定的呈现，但由于倾向性、文化和财富价值观的差异，往往表 现出不一样的趋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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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系统而言，主要考察其文化和财富价值观以及它们在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所占的主要比重。
中国史前社会及其组织系统结构多姿多彩，其丰富性和多样性有如一部小 型的世界文明史。中国传统文化常常使用的天下、国家这样的用语，这多少就 如西方人常常使用的“世界”一词那样，不仅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善的文明系统， 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优越感不言而喻。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经由河 图洛书时代的文化融合和整合，玉文化、龟灵信仰和卜筮文化在各文化系统和 邦国社会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比重，以此为基础，大体上已经成为一个 文化共同体和福利共同体，辩证和谐是文明的价值内核。同时，由于社会组织 系统结构比较稳定，相互间的利益和福利需求交织在一起，中国古代文明经过 农耕文明长期的磨砺，在财富的思想意识方面比较一致，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具有共同的实在感，从而显现出与古代中东-希腊文化系统的财富观——财富 源于幸运和冒险(包括商业和海上贸易冒险及掠夺性的冒险)——的差异。换 言之，由于资源和社会环境系统的差异，古代中东-希腊文化系统在促进社会 和谐方面是有缺陷的。例如，在古代中东-希腊文化系统中就很难形成这样的
同理，在国家宏观政治文明层面，古代中东-希腊文化系统几乎都是采取 征服手段，采取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方式，内部政治组织结构则是非常 严格的贵族等级制度。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所走的都是这 种路线。中国古代社会采取的朝贡制，虽然被一些学者嗤之以鼻，但在古代社 会，对于维护不同社会文明系统的文明效能和文明的自组织产出却是最有效、 最厚道也是最具包容性的，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稳定性和连绵不绝的根本所 在。自夏朝开始至清朝中期，中国古代社会的国民生产总值长期在古代世界占
有非常大的比重，其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中国古代文明的不足是它曾经发生过两次国家公共政治文明的中断和蜕 变， 一次是夏朝君主政治和君主专制的建立，导致公共政治权力的世袭和私人 化发展；另一次是春秋战国之后秦朝的建立，导致国家最高组织主权者的家天 下，个人独裁和专制主义泛滥成灾，自宋以后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则可谓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如此，社会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和公共政治的基本价值取 向——以百姓安居乐业为核心的道德主义政治——仍然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 步的基调和基本面，并内在地规定着各个王朝的政治周期的长短。中国古代文 明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在最高统治者借助自身的组织主权者政治优势胁迫下， “厉王政治”或者“言禁”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非常不良的影响，致使个人文明 和社会文明的正常成长常常受到来自国家公共政治的扭曲，以致明清时代发展
后劲不足，社会文明的综合能力最终落后于近代崛起的西方工业文明。
古希腊民主虽然被近现代社会津津乐道，其成长期所创造的文明也构成了 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础和根蒂，但它的普遍民主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的。
家庭制度的建立，实际上 就是在社会组织系统逐渐完善的情况下，许多文明效能公共化，在特定组织环 境和组织条件下，类化成为个人文明的内在效能，进而以家庭为组织基础，实现其组织生产力的进一步辩证发展和提升。
在定居农业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中华大地上逐渐形成了不少有自身独特文 化特征的文化社会。其中，以下几种类型富有代表性意义：仰韶文化类型，裴李岗 类型，红山-河姆渡-良渚文化类型，大地湾文化类型，荆楚-百越类型等。在各 自的定居农业基础上，它们都发展出了自己的邦国社会以及富有特色的文化和文明形态。这里面，前三种文化类型对后世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
史前时代——亦即这里所讨论的河图洛书时代，各邦国所处的自然资源的 环境系统是有很多不同的，有些比较适合原始农业的发展，例如沙质土壤、土质 松软，便于重型的石器和木制工具的使用，但对土地的保全却非常不利，容易造 成土地的沙质化和荒漠化，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文明效能与能效脆弱，可持续 发展的后劲不足；某些地区的土质比较硬，沙质性没有那么好，虽然不利于早期 农业的发展，但在工具的改进之后却非常适宜农业的发展，故而有后发性优势，这就是黄河中下游和华北平原的黄土地。
由于邦国社会的组织主权者的个人文明和政治偏好的差异，各邦国社会的 文明能效和文明产出呈现出相当大的不同，并表现为社会组织系统的三种基本能效类型：增效成长型、增效胁迫型和增效内耗型。
在某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系统中，这三种社会能效类型在不同的社会和 文明发展阶段都有所显现，或者被内在性地包含在其中。但由于三种能效类型 的趋向性不同，社会组织系统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会发生分岔，逐渐显现出某种 类型的能效特征，出现文明演进和成长过程中的文明中断甚至于蜕变现象。所 以，这种能效类型的划分还是有其客观性的。另一方面，这无疑有助于说明，胁 迫和内耗是社会发展与文明成长中断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 社会，任何社会组织系统对于胁迫和内耗的控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及社会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
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中国古代早期社会还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史前社 会是一个惯常用语，并且常常含有野蛮和蒙昧的含意。但考古发掘表明，距今 65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的文化基础和社会规模远非野蛮和蒙昧所能诠释，其 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足以达到古史传说中所谓的“王天下”的程度，它的基本政 治内涵就是巫政文明和大农政治。实际上，仰韶文化的社会存在方式及社会形 态，就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建立的基础，是历史上众多古国和方国的前身。著 者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文化内涵》一书中把它称为邦国社会，同时 将建立在这种邦国社会之上的社会存在方式和社会形态称为共主社会，即所谓的“王天下”的政治表现形式。
在传统历史典籍中，《诗经》的一些篇章叙述了周族人先公创建方国的情 形，如《縣》和《公刘》。他们通过一些“疆理”——大小规格不等的壕沟或沟渠， 加上一定的田埂和道路的建造，将一块土地规划成日常居住区和农业生产用 地。壕沟和沟渠的设置就具有准入条件的意义，客观地限制和制约着那些仍处 于游牧生活的“混夷”的活动，使“混夷”只能发着牢骚退走，因而足以起到产权和社会经济权力界定的作用，还能进一步控制周边的剩余土地资源。如：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 …周原腆腆，堇荼
如饴。 ……筑室于兹。 ……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爱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 ……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乃立皋门， 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柞榆械矣，行道兑矣。混夷貌矣，维其喙矣。
早期社会所谓的国，就是这种具有一定“疆理”设置的区域及其居民，包括 他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活动，而周边的势力范围则称为“野”,从而形成一种关 于土地使用的具有一定排他性的自组织主权制度。因此，所谓的方国或者邦 国，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包括自里而外的国和野两个组成部分的社会形态及其 自组织主权，即开发得比较好的地区和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地区；居民包括国人 和野人。由于野人具有比较大的游离性，国人便构成了这种社会形态的主要成 员。社会组织系统有自上而下的邦国组织机构，人员设置有最高统治者或首 领，执事即官、吏，以及其他公职人员，他们构成了社会组织系统的组织主权者； 社会基础有农户和村社等；有关军事与安保制度方面的组织安排有“乡遂”制度；其间自然还有一些官营或私营的手工业和制造业及其社会组织系统结构。
这种邦国具有比较强的可复制性，只要存在足够大的土地资源空间，就可 以在创建新的邦国。从《诗经》的一些篇章如《江汉》《崧高》来看，周王朝还利 用它来进行王权势力的渗透和领主分封制的实施。有鉴于此，可以把这种社会 形态看作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历史结构的一个基本单元的缩影。这种社会形态 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是一定社会的公共性效能及其完备化建设的结果，对于解释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有着非同一般的典范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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